我是个地道的东北人，生来怕热不怕冷。几个小时前，大庆机场地面的温度才23摄氏度；而几个小时之后，飞机在降落前，航空小姐就告诉大家，上海地面温度38摄氏度。虽然降落已是晚上七时多，但天气还是灼热。

　　在家乡，经常听朋友们讲，上海人很“抠门”，吃饭小菜盘像家里咸菜碟，那样也能喝二两。虽然有些夸张，但上海人细心倒是真的。来前，朋友还嘱咐，到上海坐出租可要小心，那“的哥”、“的姐”可邪乎了，明明一里地的里程，他能给你绕十里远，宰外地人是没商量。

　　当我打的启程时，才发现司机是个女的。的姐看我膀大腰圆，就判定是东北大汉；看我T恤都湿透了，就知我不适应这里温度。她便调低车内空调的温度，并按我要求的地点，向一号航站楼旁虹港宾馆开去。“你算运气的喽，今天算赶上凉快的天气。上海连续十天的高温，都超过40度。”的姐说。

　　我很礼貌地问道：“那人能受得了吗？”

　　的姐又形象地解释说：“地表面温度都50多度，人说鸡蛋放到石板上都能熟，在地面上都能直接烤串串啦。”

　　我很惊讶，怀疑这是否是真的。

　　她看出了我的疑虑，又“呵呵”一笑，便道：“虽然有点夸张，但热是真的。”

　　一路的闲聊中，她知道我是黑龙江人，似乎又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她告诉我，她姐姐当年插队在黑龙江，年龄就与我相仿。后来回到上海，现在退休了。

　　说起上海知青，我便打开了话匣子。当年，在我的家乡，认识很多上海知青。从轰轰烈烈的下乡，又到呼呼拉拉地返城，谈他们的理想和梦想，谈他们的苦难和酸楚。上海知青，成为我们一路上探讨的话题。我们之间的话题，又转到环境对人可塑性的问题上。谈成功和环境的关系，谈人改变环境、环境改造人的辩证法。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便天南地北地闲唠得很黏乎。

　　不知咋的，我的“警惕性”没了。此时，我才有机会仔细地打量一下眼前的姐。她约有四十多岁，小巧玲珑，可能实际年龄应该要大些。小脸蛋很有精气神，泛着开心的容颜。于是，我便担心起她来，便问道：“你个女同志夜间出车，咋不白天班呢。”

　　她一眼看出我的担心，便非常友好地回答：“我与爱人经营一台车，我是白班，他是夜班。今天爱人有事，晚上车也不能停呀。”

　　当车路过一号航班楼前边的停车场时，她原知道我第二天早９时，要到虹桥高铁站乘动车，便提示道：“你明早坐车不用花钱的，在这等二号航站楼的班车，行程也就二十几分钟，下车几步就到高铁站了。”

　　说着，车转到虹港宾馆后身，就不能前行了。本来我下车绕到虹港宾馆前身，也就几分钟。可她却没让我下车，硬是把车调过头，转了好几个弯，便开到宾馆门口。并真情地说道：“黑灯瞎火的，在门口下车安全点。”

　　当我付费时，计价器打了２６元钱，我感觉很便宜。的姐却解释：“我是绕近道过来的，你也省钱，我也省时间。”

　　我下车后，和的姐互说声再见，她便开车走了。我望着她的出租车背影，渐渐消失在远处的夜色中，才缓缓地转过身走进宾馆。上海的天气热，这是大自然的热；而上海的姐的热，是心里的热。短短的几十分钟行程，的姐的热情，融化了我心中的坚冰。我的“警惕性”荡然无存，很快进入美好香甜的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