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以德”，语出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之口。1916年冬，时在法国的蔡元培接到教育部电，请他回国担任北大校长。蔡随即启程回国，他最先踏上的故土便是上海。

　　知道蔡先生此番回国，系应政府邀请，赴北大任校长职，友人中顿时产生两种不同意见。多数人劝蔡不要去北大任职，理由是北大太腐败，一旦去了，如果不能整顿好，反会影响自己的名声。对此意见，蔡明白“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少数人所持意见与前者相反，认为正因为北大腐败，才更应该去进行整顿，即使整顿失败，毕竟尽了心，蔡元培就是视这后一种意见为“爱人以德”。

　　爱人以德，蕴含的是希望那个人心怀大目标、大境界，摒弃明哲保身，应该有所作为。蔡元培显然更认同并愿意接受这样的意见，所以他说“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本文引蔡氏语均见其《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

　　蔡元培执掌北大，使北大一下子充满了强大的磁场，引入了诸如陈独秀、胡适、刘师培等各学科精英，成就了北大一段辉煌历史。事实上蔡元培对于执掌北大后，为不致有负朋友的厚望，事先已拟有计划，计划的第一步即先作调查。通过调查，蔡元培采纳了知情者的推荐，加上他此前的判断，首先亲自上门请陈独秀来北大任文科学长。初步人事任定后，“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然后从改变学生学习观念着手，也就是摒弃“科举时代留下的劣根性”，让大家明白，“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北大倡导“不作官”，“这一风气的改变，把当时北洋军阀和政客的社会基础给打坏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蔡先生虽然做校长的时间并不长，却对近代中国发生巨大的影响”（陶希圣语）。而此间老师给予学生什么样的影响也至关重要，为此蔡元培即“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旧学邃密”且“新知深沈”的胡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请进北大的。

　　对于各学科人才，蔡元培觉得即使主张不同，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让他们并存，也让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比如胡适和钱玄同提倡白话文，刘师培、黄侃主张文言文，蔡元培觉得只要应用得当，两者可并行不悖。而对于不堪胜任的教员，则一概请出北大。其中一名法国教员因此扬言要控告蔡元培；另有一英国教员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向蔡元培施压，蔡均不为所动。另外蔡元培还在北大打破此前不招女生的成例，让女生也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由“爱人以德”，还让人油然想到蔡元培在北大创立的“进德会”，即要求所有教员包括他这个校长，均要遵守不嫖、不赌、不娶妾、不做官等戒律，给北大带来全新风范。美国伦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布鲁斯·温斯顿在《德商》一书中，把“德商”这个全新的概念阐明为5条原则：一不造成伤害，二让事情变得更好，三尊重他人，四公平，五友爱。可以说还在一个世纪前，中国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就已经在这个“德”字上躬身实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