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伯夷列传》一篇，传伯夷、叔齐之事倒在其次，重点在太史公借题发挥，表达观点。孔子谓伯夷、叔齐“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太史公则认为《采薇》几句，还是或多或少有“怨”在其中。天命不可捉摸，往往恶人得到乐逸的生活，而贤者活不长久。

　　我读到此处忍不住哼了一下。伯夷、叔齐之事从前就听过，平心而论，不愿继位而相继逃出，身为皇子并没有考虑自己应当肩负的对国家的责任，仅仅为了成就自己的名声而一走了之，不可不谓自私；抱定顽固君臣观念，不看天下局势和伐纣的理由而一味谴责，不可不谓视野狭隘；不食周粟而死的行为相当没有建设性，若是看不惯，为何不以自身之力去改变现状，甚至为何不极端一点学学刺客列传中的诸位以身试法，只晓得饿死自己，倒似重点仍放在想要成就自己的身后名，不可不谓软弱无力，消极处理。《采薇》数句，确是有怨，怨的是天下不如自己想象的那般单纯美好。“神农、夏、虞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把自己比作神农时人，责怪的是这个世界，而并不想出力去改变这个看不顺眼的世界。

　　先撇开我个人的这些想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坚持自己的理念，不可不谓有气节，孔子“求仁得仁”是颇为中肯的评论。可明明是自己求死，却要怪到天命不仁、虐待好人的头上，未免是借题发挥。伯夷、叔齐若是能大展拳脚，照自己的信念去改变世界，又能维护气节又能得以善终，不是更好吗？这样的话，天命不就是能让“善人得善终”吗？这里明显就是以偏概全。

　　再读下去，哦，恍然大悟。太史公引了如下几句话：“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这几句都论的是物以类聚，太史公把自己类比成伯夷、叔齐的同类，贤良耿直，然而无法在时代大潮中实现自己应有的价值。这样一来，前面明显不过的借题发挥得到了合理的解释，这才是太史公写《伯夷列传》并评论了这么多的真正目的。对伯夷等人的评价是否是太史公的真实想法，是否合乎逻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只是一个跳板，借着写他们，太史公其实是在写自己！

　　这让我想到在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里，情节、人物、世界观等等，有时追究其真实的来源及与现实的界限，其实无甚意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人物激烈地剖白自己的时候，当微小的动作、细腻的风景展现出情愫的时候，当在剧烈的戏剧冲突中看到命运的某张脸的时候，创造这个世界的作者的感情就真切地传达了出来。

　　所以读到此处，我觉得对于伯夷、叔齐二人事迹的看法是否一致，太史公的论述是否有破绽，并不重要了。结合他自身的经历，体会到力透纸背的对自己人生的悲叹，给予了这一短章压倒性的感人力量。文学作品中最精彩、最震撼人心的部分，必定与创作者的主观意识的呈现有关。当这一色彩显现的时候，无论文本最初的被创作的目的是什么，都会具有文学的特质。

　　另外，太史公让这样一篇“借题发挥”的列传居于列传之首，想想也颇为微妙，恰像是给其余列传乃至整部书都烙上了自己的烙印。“太史公曰”的评论出现在多处，多为对事评论，而这章所透露的个人情感和其中的嗟叹，才更加使这部史书带上了“司马迁个人作品”的烙印。

　　不过，在中国史学史上，《史记》毋宁说是个异数。与之相较，《左传》《国语》不免显得有些冷冰冰，《通鉴》则承袭了它们的正统史家风格。而《史记》的某些主观印记，从读者体验来说，倒更有触动。如果说《左传》是“纯史”的话，《史记》则掺杂了N多的文学。这区别不仅仅是因为修辞、叙述技法的成熟，或者价值引导的隐现，而是因为它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叙述主体个人生命体验的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