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永远不会忘记,1949年春天,5月27日,旧上海的历史终于被一双有力的大手翻了过去。6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宣告成立。一块全新的人民公安局牌子,挂到了福州路185号那扇高大的拱形门口,从此,这座城市的守护者拥有了一个崭新的称谓“人民警察”。
高瞻远瞩办警校
为巩固抗战胜利成果,建立人民政权,党中央提出不仅需要培养大批党政干部,还需要建立人民自己的公安警察队伍。1946年5月,中共中央华东局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在山东临沂创办了华东地区最早的一所培养训练公安警务人才的山东警官学校,培训了200多名军队和地方的公安保卫干部。1948年9月,淮海战役取得全面胜利,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梁国斌、李士英审时度势,开办山东省第二期警官学校,向社会招生,大批培养警务人才。不久,学校定名“华东警官学校”,校长、副校长分别由梁国斌、李士英兼任。梁国斌、李士英十分重视学校建设,亲自选定校舍,并从山东省公安总局和济南市公安局调拨大批家具用品供学校使用。12月9日,由华东局向山东解放区各区党委、市委及社会部、公安局发出关于开办警官学校的决定和招生通知,要求各地党政机关配合做好招生工作,把分配给各地的招生名额,当作扩军任务来完成,规定每招收1名学员可抵充1个扩军名额。随后,学校派出8个招生组带着招生简章和考卷,分赴徐州、新海连、济南、淄博、张店、周村、兖州、烟台招生。当时,群众对国民党警察的丑恶形象记忆犹新,而对人民警察缺乏了解,一些知识青年愿意参军,不愿报考警官学校,故报名人数达不到招生指标,招生一开始就遇到困难。李士英得知这些情况后,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对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年轻人,只要其他条件符合,又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可以先进来,在学习中教育,这就为招收新生打开了广阔渠道。在各地党和政府的协助下,招收新生1097名,到12月底全部到校报到。经过紧张的准备,于1949年1月5日,华东警官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
华东警官学校开学后,学员分警官、警士两个部。原计划警官部学习1年,警士部学习6个月。到4月份,解放军横渡长江,江南广大地区解放已指日可待,华东局为接管上海等大城市进行紧张的准备。华东警官学校奉命提前于5月初结业。经过广泛动员,自动报名,领导批准,800多名师生,在李士英、徐盼秋带领下离开山东南下江苏丹阳,参加接管人员集训。
解密旧上海的“万宝全书”
1949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即指示华东社会部,配合解放、接管江南城市,做好江南城市的调查、材料工作。2月,华东社会部决定由副部长扬帆调集情报、材料干部60余人,先行南下苏北淮阴,争取在渡江前,把即将解放的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的概况材料汇编印刷,供入城接管用。在人力有限的情况下,扬帆动用上海地下党在苏北的一个工作班子,日以继夜地收集、积累、筹划、审阅有关档案资料。当时,苏北的大片土地已解放,解放江南已为期不远。因此,必须抢在解放军渡江前拿出材料,否则就功亏一篑而失去意义。扬帆对此十分重视,不仅要求尽快完成,还强调力求全面、完整、准确,做到“不加主观评论,还它本来面目”。由于国民党飞机不时扰袭淮阴,扬帆和材料组的全体同志都远离城区,在郊外的农民家住宿、工作。除了吃饭睡觉,他们将所有精力都耗费在材料堆里,每天工作至少14小时,直到午夜时分才“收工”。工作条件也很艰苦,书写用的是“有光纸”和自己泡制的“土墨水”。但想到“大上海”即将回到人民的怀抱,大家都情绪高涨,决心为接管上海作出应有的贡献。经过短短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赶在渡江战役前,把共计30册、百万字的皇皇巨著《上海调查资料》编写完成,并迅速出版印刷。随后先在青州发行一部分,其余带到丹阳,分发给接管上海各系统的接管专员、部队军以上的领导干部。这套详实载录旧上海的“百科全书”,收集了国民党中央各部、委驻沪机构和上海市驻军、政府机关、经济、文化、宗教团体和外国驻沪机构的地址、电话、组织机构的发展变化及官员的姓名,包括蒋介石、李宗仁、宋子文、孔祥熙、张群等国民党要员的公馆地址和电话,内容极细致。各系统接管专员和接管组有了这些材料,就可按图索骥去接管。陈毅在丹阳看到材料后很满意,高度评价:这些材料为上海接管工作立了大功。
丹阳孕育新生警务人才
丹阳是江苏镇江附近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小城,位于镇江和常州之间。1949年5月初,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正副部长舒同、梁国斌、李士英、胡立教、扬帆分别从山东、苏北随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机关到此会合。社会部抽调的684名公安干部和800多名华东警校学生先后在丹阳集合。社会部即按治安、警察、反特、保卫、秘书、行政编成6个队,遵照华东局“在入城前,必须普遍地、反复地、深入地进行党的城市政策的教育及入城纪律的教育与接管城市的经验教育”的指示,集中进行方针政策学习和思想纪律教育,同时,学习济南、沈阳、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的接管工作经验。5月10日,三野司令员陈毅对接管上海的各级负责干部作了入城纪律和政策的报告。他强调:“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对上海人民的‘见面礼’,‘见面礼’搞得不好,要费大功夫,甚至挽回不了。”他还风趣地说:“我们野战军在城市不能‘野’”。华东局社会部又根据十二条“入城纪律”,结合公安工作性质特点,制订了《员警十项守则》。针对南下师生大部分是北方人,没有城市生活习惯的特点,还组织学习城市管理方面的知识,介绍上海警察机构、敌情动态、南方城市风俗习惯等,从而为广大接管干部入城后坚决执行党的政策、严格遵守入城纪律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5月20日,经中央批准,在丹阳组成了以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决定军管会公安部入城后负责接管国民党上海警察、特务、党团组织的任务,任命二野四兵团司令员陈赓为部长,梁国斌、李士英、扬帆为副部长。借鉴以往的工作经验,在研究了接管对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机构设置、警种、装备分布,以及国民党军、政、警、宪、特情况的基础上,当时提出了三套接管方案:一是如潍县、济南,解放后警察局员警全部逃散,重起炉灶,建立人民公安机关;二是如北平,和平解放后,警察局机构和员警基本未散,则采取先派军事代表进驻市警察局和各分局,稍作准备后宣布接管;三是由于上海地下党的有效工作,解放后可能跑掉一些上层警官,下层人员大部分留下,则根据《约法八章》规定,在接管干部领导下,发挥旧员警的作用,维护社会治安。根据当时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大好形势和警察局中有强大的地下党组织的有利条件,上海出现第三种情况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将工作重点放在第三套方案上。至此,对上海警察、特务、反动党团机关的接管,从方针、政策、思想等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
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
1949年5月24日,人民解放军在上海郊区经过12天的外围激战,前锋部队已逼近市区。当天上午,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匆匆召开分局长、科长以上警官“应变会议”,宣布任命陆大公为副局长、代理局长,利用他留在上海维持残局。会上他还下令烧毁档案文件。晚上7时许,毛森派军统特务、警备处长黄炳炎将关在总局拘留所内的共产党员沈鼎法和国民党起义人员聂闻远等9人枪杀在总局后院,随即带了亲信,经吴淞从海上仓皇逃离。随后,陆大公在我地下情报干部肖大成指挥下,命令各警察分局立即悬挂白旗向解放军投降,并提早宣布戒严。25日凌晨,解放军进入市区,解放了苏州河以南地区,警察总局和所属分局纷纷悬挂白旗,迎接人民解放军进驻。
隆隆炮声中,梁国斌、李士英、扬帆分别率领接管干部于25日到上海南翔,分批向市区进发,并迅速和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警委”)成员邵健、刘峰等联系。接管干部在军管会公安部临时驻地上海交通大学宿营后,即召开全体接管干部会议,宣布各单位接管人员名单,并阐述接管国民党警察局时对旧员警的处理方针。当晚,他们没占用师生员工宿舍,而是集中住在交大体育馆健身房,从领导到一般干部,都席地而卧,度过入城第一晚。翌日,邵健带领“警委”所属总支、支部骨干到达交大,与接管干部胜利会师,共商接管步骤。
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下午,梁国斌、李士英、扬帆等在警察局听取“警委”书记邵健汇报,并召见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代局长陆大公,责其遵守《约法八章》。在地下党员引领下,部分接管干部分别到市警察局各处室和分局了解情况。第二天,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据市军管会统一部署,梁国斌、李士英、扬帆和各分局的接管专员,分别率接管干部进驻警察局和各分局,召开员警大会,责令旧警人员各按职守,服从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命令,保护枪弹、器材和档案,认真清点,准备移交。同时,市军管会公安部派出接管专员,分头接管国民党在沪各系统特务机关、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各区区党部,并为国民党内调局特务机关控制的社会局等单位。接管人员既负责接收旧警察机构,也负责分管的治安业务工作,但也遇到“干扰”:接管尚未开始,就有歹徒打着“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先遣纵队”“中共地下军”等旗号,冒名接管邑庙、蓬莱警察分局及长宁路派出所、中正西路派出所、徐家汇同仁街和蒲东路派出所,骗缴枪支、弹药和物资。长宁警察分局代理局长孟某曾擅自将存放在分局的国民党10万斤军粮分一部分给员警,以收买人心,且在明知当地有流氓匪徒来冒名接管时,任其取走武器。案发后,这些人被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公安部门迅速捕获。
6月2日,军管会宣布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委任李士英为局长、扬帆为副局长。遵照华东局决定,各处、分局和科、股正职由南下干部担任,副职由原地下党员担任。据统计,共接收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和各分局员警1.4万余人及大批物资器材。毛森逃跑前虽下令烧毁档案材料,但在地下党所争取和团结的员警千方百计的保护下,除人事室、政治处等少数部门外,警察局的11万余卷档案基本上都完整地保存下来。短短一周就顺利摧毁了国民党重要专政机器上海市警察局,建立了人民公安机关。从此,这座城市有了世界上唯一被冠以“人民”之称的警察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