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外交部确认将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档案文献申报联合国“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本报记者专访申报的发起人之一，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

　　“已经太晚，但还能抢救到一些，如果再晚，就什么都来不及了。”20年调查研究，苏智良坦言虽然艰难与沉重，却是义不容辞的坚持与责任。“我遇上了，就不可能转身离去！”

　　【背景】

　　“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的一个项目，专门用以保存对人类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因种种原因正在消失或正被遗忘的历史文献和档案。其宗旨是，为了让世界上所有人可以永远无障碍地接触到这些档案或文件，进入名录的遗产应将被完整保存和保护。

　　目前，在“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中，有三份记录屠杀犹太人的档案，《耶路撒冷大屠杀证人档案》、《安妮日记》和《华沙起义》，这三份档案对全世界了解二战纳粹德国的历史，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相比之下，我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日本侵华的历史，由于文化、语言等原因，只局限在中国，局限在中国的学术圈里，并未为更多人所知。

　　此次中国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问题，是20世纪法西斯侵略亚洲留下的惨痛一页，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于苦难的集体记忆，烙入全世界文明进程的发展中去，将成为一个镜鉴，不断提示后人、警示后人：牢记历史，珍爱和平。

　　1　“慰安妇”申报档案铁证如山

　　“报道时，‘慰安妇’请打引号。”交谈间，58岁的苏智良反复强调，正视受害者是遭强迫而非自愿，明确暴行是日本的国家犯罪而非个人行为，这是还原“慰安妇”历史的核心。

　　2月提出申请“世界记忆遗产名录”，3月递交《“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提名表，4月参与吉林档案馆“慰安妇”史料披露，5月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受理确认……今年，“慰安妇”“申遗”已然是苏智良忙碌重心。

　　然而，最初动念则要追溯至更早。“去年秋天，8名日军性侵受害者接连辞世，包括中国‘慰安妇’对日诉讼第一人万爱花，她们的离开对我触动很大。”幸存者骤然减少，“活档案”不断消逝，令苏智良悲痛与焦急：“慰安妇”历史的抢救迫在眉睫！

　　“联合国‘世界记忆’计划旨在保护濒危历史，通过申报将‘慰安妇’文献永久留存，也让后来者知晓，在20世纪曾发生过如此残忍的军事性奴隶罪行。”苏智良希望，“申遗”能推进人类对“慰安妇”制度的反省、思考与批判。

　　递交资料的选择，他坦言“慎之又慎”。内容由中央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等6所档案馆的文献组成，苏智良任教的上海师范大学整理，权威性、完整度、稀缺类是判断标准，“史料浩瀚，但数量并非最重要，而是选取最有力，以日军自然生成和留存的档案为主。”

　　苏智良摊开一本影印的档案册页，泛黄残损的通牒上，记述了南京宪兵队辖区的“治安恢复状况”，正是今年4月吉林省档案馆首度公开的证据。其中，日军强征“慰安妇”罪行昭然若揭。

　　“这是日本宪兵队自己统计的，我们作为受害国当时不可能整理，非常清晰、详细、确凿！铁证如山！”苏智良介绍，材料不仅覆盖中国，而且涉及整个亚洲，例如日军在印尼爪哇岛、荷属东印度安汶岛设有“慰安所”的信息。

　　明年初，“世界记忆”专家委员会将组织投票，对结果苏智良有信心：“相信能够通过！”

　　2　“地毯式”搜寻沪上“慰安所”

　　“完全没有想到，‘慰安妇’问题将成为我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专攻上海近代史，一次公派赴日将苏智良与“慰安妇”调查从此捆绑。

　　1992年3月，他在东京大学任客座研究员，“慰安妇”一词刚被提出引发热议。一位日本教授听说苏智良来自上海，向他求证：“据说世界上第一家‘慰安所’就设在上海？”

　　苏智良很吃惊：“我一愣，研究上海史也有些年了，怎么一点不知道？”“应该把这个历史难题搞清楚啊！”日本学者的自言自语在他耳边不断回响。

　　当时，日军性奴隶问题在国内尚未引起关注，甚至一度出现“中国没有‘慰安妇’”的论调，苏智良意识到研究的重要性，他一边辗转各大图书馆、防卫厅研究所埋头查阅资料，一边申请增加授课时数，自费延长留学期限。

　　在日本神保町旧书店，一张黑白照片让他驻足：两排日式木屋间，是条碎砖铺就的小径，一个日本兵在女性陪同下，正准备进入“慰安所”寻欢。旁边文字说明：上海杨家宅慰安所，1938年1月建立，日本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管理。“杨家宅在上海何处？‘慰安妇’是哪国的女性？这间‘慰安所’后来怎么样了？还有没有知情者？……这些问题挥之不去。”

　　1993年6月，苏智良携200余册二战图书、老兵回忆录返沪，寻找杨家宅“慰安所”成为一桩心事。他找来上海地图，发现叫杨家宅的竟有十几处，分布在城区的东西南北。“7月盛夏，我骑上自行车，信心满满，地毯式搜索，结果3个月毫无发现。”

　　1994年春，将搜索范围扩大，在翔殷路东沈家宅，他找到曾在“慰安所”工作14年的老人，尘封的历史逐渐揭开……此后，苏智良顶风冒雨、披星戴月，走遍上海大街小巷，从经营规模最大的杨家宅“慰安所”，到世界上第一处“慰安所”遗址“大一沙龙”，他在上海认定149处“慰安所”原址，并撰写《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

　　铁证搜寻仍在继续，20年间苏智良足迹遍及全国，找到数以千计的“慰安所”原址。

　　3　成立“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时间，是苏智良最大的挑战。

　　在寻访浦东其昌栈“慰安所”时，有老人回忆在四川北路横浜桥还有总部，“他答应，等身体和天气好一些，陪我们一起去虹口。”苏智良没有想到，几天后惊闻老人病逝的噩耗。“这间‘慰安所’的总部从此成谜，可能再也找不到了！”

　　遗憾与惋惜，还有太多。在他的电脑里，保存着一份长长的名单，是上世纪90年代至今找到的百余名“慰安妇”幸存者信息。屏幕上，字体红黑相间，红色代表已经离世，仍是黑色的名字仅余24人。“受害者年龄都超过80岁，正以平均每季度一人的速度凋零。”

　　在苏智良家中，存放着40多盘口述磁带，是他与学生奔赴白山黑水、黄土高原寻访时录制，“血泪交加，惨不忍听。”苏智良叹息，三分之一的受害者性器官受损无法生育，遭到夫家抛弃，而自杀、精神崩溃者更是难以计数。“有幸存者7岁就被3个日本兵强暴，她说从那时起每天使用尿布，我忍不住流泪……”

　　孑然一身，最终老无所依，但依然承受来自社会的压力与歧视。曾有四位老人特地从深山赶到当地县政府，坦陈自己是“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而对方的回复竟是“你们做了这样的事还好意思说，回去吧！”

　　世俗目光刺目，很多人选择沉默。探访中，苏智良与他的调查团队不止一次被老人及家属呵斥“胡说八道”、扫地出门。“有名上海的幸存者，起先矢口否认，末了她附在我耳边轻声说了一句，‘事情已经过去那么多年，就让它烂在我的心里吧’。”

　　但是，对于国家和人类，历史不该被遗忘，苏智良不忘初心。“在云南高黎贡山翻车、在山西盂县遭遇山洪暴发，调查身心俱疲，尤其是心理阴影与负担，太沉重、太痛苦，但依然要坚持、要继续。”

　　在他的倡议下，上海师范大学成立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大学生、研究生参与修补民间记忆。男性不便询问受害细节，他请爱人陈丽菲教授加入调查，“她和老太太抱头痛哭，哭得比她们更厉害。”抱团取暖，互相勉励。今年五一，陈丽菲带研究生至山西武乡县考察，新发现确认8名“慰安妇”幸存者。

　　4　自掏腰包援助幸存受害者

　　打开书橱，苏智良取出一厚摞财务账簿，按时间顺序装订齐整。2000年起，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展开对幸存者的生活援助，改善老人们的悲惨境遇，也解开苏智良的一个心结。

　　此前，日本政府曾建立“亚洲女性国民基金”，宣称援助中国“慰安妇”幸存者，但申领前提是必须签字承诺，不再“纠缠”日本政府。“这不是援助，而是撇开关系，我们拒绝这样的无理要求！”

　　从最初人均每月100元，到现在一年5000元，温暖着老人破损的心。不过，仔细翻阅账目却会发现，余额时常为负数，“有我自己垫付的，所以那么多赤字。”当问及这些年的捐助总额，苏智良却有些为难。虽然收据、汇款单留档清晰，但他着实没有时间、精力统计：“本来想请学校财务处代管，工作人员笑说你们都破产了，还怎么管？”

　　“14年前，中心想建一家养老院赡养幸存者，由于资金问题，现在也没做成。”幸而，近年捐款者踊跃，尤其是热心的上海市民，“有对70多岁的退休夫妻，徐修国、曹慧缇，平时很节俭，每次来都换乘两辆公交车，2011年第一次就拿出9万元，前后捐款8次，真是了不起！”

　　主持“慰安妇”问题工作会议，邀请日韩学者；登上华盛顿、多伦多城市讲坛，追究日本国家的战争责任；出版第一本讲述中国“慰安妇”历史的英文书，向世界发声……苏智良强调，“慰安妇”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历史，研究需要多国合作。

　　他相信，“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申报是一个契机。据悉，韩国计划在2016年申请，与中国以文献档案为主不同，着重呈现受害者的口述。“中国今年申请明年审核，韩国2016年申请2017年审核，这样很好，对日本会形成持续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