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算是“越剧迷”吧。打小，我和越剧的缘分就结下了。我母亲爱唱，小时候还跟她一起看“徐王版”的电影《红楼梦》。但看了那么多戏，缘分最深的，大概还得属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和我的好朋友“茅毛”茅威涛。

　　我是个没上过表演学校，也没进行过专业表演训练的演员，所以私底下常会在看演出时“偷艺”。第一次看茅威涛演出，也有点这种味道。那是1992年，“小百花”和北京人艺都在南京演出，她演《陆游与唐琬》，我演《李白》。演出之余，我专门去看了《陆游与唐琬》，留下的印象极深——茅威涛是用女演员的想象力和女性的体会在塑造舞台上的男性，所以显得更抒情、更庄重、更有幻想的意蕴。 隔年我们在第四届上海戏剧表演艺术“白玉兰奖”上相会。那次见面我还闹出了笑话，居然冲着“真人”茅威涛叫了一声“马兰”。她听了就笑，“我不是马兰，我是茅威涛”。当时我特别尴尬，觉得很不礼貌：明明看过她的戏，也知道她是谁，怎么一下子脱口而出把名字叫错了？但也是从那时开始，我们有了更多的交往。　　

　　1994年茅威涛要做《蓦然又回首》个人专场，邀请我参与，我欣然加盟。我知道策划人冯洁很有想法，会做一些创新的东西。果然，我的舞台定位很新颖：一个讲述人。既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主持人，更不是报幕员，而是要融入专场，成为舞台和观众的桥梁。必要的时候，我还得唱两句。这个角度很特别，所以在连讲述词都没准备好的情况下，我就提前去杭州参与“小百花”的排练了。好家伙，我一个男演员扎到姑娘堆里，特别受宠。那时大家都年轻，记得首演结束，先在一起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想着第二天还要演出，赶紧休息，生活特别美好。

　　说实话，专场公演前我也曾顾虑观众会不会反感。为什么“小百花”会突然来了个男演员在边上说道？但它新颖的舞台形式确实打动了观众，赴台湾演出时反响尤其好。现在想想，这些年，“小百花”之于茅威涛，茅威涛之于“小百花”，就是这样不断地彼此带动着创新。这种创新，既让老观众慢慢能适应，更让新观众开始喜欢，这成了“小百花”的特色。

　　从那之后，茅威涛更是“一发不可收”地去创新，从《藏书之家》《江南好人》到最新的《二泉映月》……或有争议，但我觉得她艺术创作中骨子里的“真”，一直都在，是可以反复欣赏的。同是演员，聊起来自然有很多切磋。这些年，我从茅威涛身上“偷”到不少东西，比如怎么一出场就要抓住观众，怎么更好地咬文吐字。我没上过正规的台词课，念台词有点“音包字”。但我观察茅威涛，她能克服自己嗓子的条件，把字咬好、咬圆，这很讲究。当然有时候，我也“批评”她。她演电视剧，我就会告诉她，“舞台上你还能有自己的尊贵感，但到了镜头前，最后可就不由你说了算的”。更多的时候，我们谈艺术、谈文化，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1995年，我们一起去灵隐寺，发愿未来要演弘一法师。没想到中间兜兜转转，直到2004年陈家林导演的电影《一轮明月》找到我，我才终于圆了此梦。但愿茅威涛也能早日如愿。 

　　今年是“小百花”30岁生日。团里让我写幅贺词。我借用宋代智本禅师的名句赠之：“一年春尽一年春，野草山花几度新。天晓不因钟鼓动，月明非为夜行人。”茅威涛站在舞台上的时间比“小百花”还多５年。有时她半开玩笑说要“收山”告别了。但在我看来，她的路还很长。演戏这事儿，沾上了就喜欢，观众对她有期盼，她对观众也有责任，真心脱不开。可能在生活中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相夫教子的好女人。但从演员的角度出发，舞台才是她的根本，是她真正的生活。演戏是吸气，生活是吐气，只要有气力、有热情、有真心，我相信她还有新的追求，“收山”的日子早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