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冬天到1979年春天，黄胄的病情逐步好转，可是黄胄有个很坏的毛病，他天生的不爱动。你要催他去治疗或运动，他就说待会儿，就坐在那里闷头画画，一坐就是半天。久而久之，他又得了尿结石，腰疼得很厉害。医生说这是吃药太多不好好运动所致，必须让他认真锻炼。叫他跳，他又跳不起来，又怕伤害他的颈椎，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得的都是极痛苦又互相矛盾的病。

　　参与钓鱼台重建

　　对于黄胄的病，他的朋友们都非常关心，在这些关心他的人中，最为着急和难过的莫过于他的挚友翟荫塘。老翟是河北西柏坡一带的贫农子弟，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队伍，解放初在我国驻波兰使馆工作，后回国参加钓鱼台筹建。他刚直不阿，是典型的燕赵之士。因为他从小喜欢书画，又在国外工作过，眼界开阔，所以在筹建钓鱼台时，一直特别注重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风格，把钓鱼台建成了集中国园林之大成、接待外国元首和政府要人的重要场所。他和黄胄等人为钓鱼台购置了不少难得一见的文物、字画，并结识了李一氓、邓拓、朱光等一批收藏家和文物商店工作人员。他为人热情而且好学，大家都喜欢他。上世纪60年代初，他的家变成了收藏家之家。邓拓、黄胄、周怀民和其他喜欢收藏的人，经常拿着古字画、古瓷器到他家客厅观赏、品评、鉴定，他和他的夫人陆佩菁从来没有抱怨过。他的鉴赏能力极强，为钓鱼台收藏了很多稀世之宝。“文革”时期，钓鱼台被“四人帮”的文革领导小组所霸占，江青、康生、陈伯达、王洪文各占几座楼房，把钓鱼台搞得乌烟瘴气。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钓鱼台又回到外交部手里，仍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待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下榻的地方。外交部重新任命翟荫塘为钓鱼台国宾馆管理局局长。翟荫塘每到医院探望黄胄总是说：“黄胄啊，你快点好啊，帮我一把，把钓鱼台重新建成与咱们这个礼仪之邦相称的国宾馆吧!”黄胄也想为他这位老兄助一臂之力。黄胄在出席朱逢博独唱音乐会之后，胆子逐渐大起来，星期天时不时被翟荫塘约到钓鱼台，商量如何改进各座楼的布置。在轮椅不能去的地方，总是让我们或钓鱼台的工作人员搀扶着到各处去查看。黄胄说：“你能不能向部里请示，拿出几座豪华房子，先搞几年旅游，把钱攒起来一个一个改造嘛。”老翟说：“我们也是这样想的，已经给部里打了报告。”以后他们也是这样做的，给国家赚得了宝贵的外汇，并对各楼进行了改造。

　　翟荫塘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人，他首先改造破坏严重的古建部分。这里相传为乾隆退位后读书的地方，挨着玉渊潭有一座城楼，乾隆在上面题写了“钓鱼台”三字，这可能就是“钓鱼台”国宾馆名称的由来。老翟请了很多专家、学者给他当参谋，但他特别重视黄胄的意见，在大家讨论过后总是要再次和黄胄商量。有一个星期天，我们用轮椅把黄胄推到正在修复并请启功重新题名的养源斋，翟荫塘对他说：“一部分同志主张完全恢复乾隆时的摆设，部分同志认为不好，说又不是乾隆皇帝在接见外国人。”黄胄说：“当然不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时代在前进，不能抄袭前人。不光园林布置是这样，服务员的着装也要讲究，不能穿古代宫女的服装。……你这儿是代表国家的，礼节不能胡来，要庄重大方。”他们决定参照、吸收苏州拙政园的气势改建钓鱼台的古建部分。

　　也许正是因为亲身参与了钓鱼台国宾馆的重建，使黄胄日后对钓鱼台有特殊的感情。只要老翟说：黄胄啊，哪儿还需要一幅大画，你快画一幅。黄胄准在几天后就拿出一幅令老翟满意的画来。在钓鱼台因接待任务需要应急时，黄胄即和老翟共同想法子。英国女王来华访问时，老翟说：“黄胄啊，把你收藏的恭王府黄花梨的椅子拿出来吧!”黄胄二话没说就借给他们用一阵（现在18号楼的是复制品）。这段时间，黄胄和建筑结下了缘分，结交了很多建筑界的朋友，这为他以后大胆地领导两座大型建筑——中国画研究院（现改为国家画院）和炎黄艺术馆的建设，做了很好的准备。

　　新疆之行

　　黄胄早就想出院了，他时时想念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家，想念他的画案和收藏。从他能上到三楼家中以后，他一见到我就念叨要出院。当然，我也希望他能健壮地走出医院。两年多来，每天从西城家里跑到南城医院，来去都差不多要一个小时，这样的生活也实在没有可留恋的。我们谁不盼他早日出院呢?但是医生说，他由四肢轻瘫，恢复到现在这个样子是多么不容易啊!今后他绝对不能摔跤和感冒，家里有这个条件吗?我们反复商量这些事，总觉得不能大意，下不了出院的决心。

　　1979年8月中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汪锋同志，邀请黄胄重返新疆写生，这是多么宝贵的机会。新疆之行令人难忘，这么好的民族，这么热情的人民，反映在电影上和文学著作中似乎并不多，他说将把这些终身难忘的情和景，以他的画笔传播开来，传播到世界各地。黄胄尽一切力量把这里的赛手、马匹、观众及牧民们最忠实的朋友——牧羊犬都记录下来，甚至熟记在自己的心里。这一幕幕的景象，构成了以后他重要创作《欢腾的草原》的原始画卷。这一题材共画了两幅，一幅现在收藏于钓鱼台接待外国元首的18号楼，另一幅1984年送给了美国实业家哈默。1986年有一次在钓鱼台招待哈默夫妇，哈默博士的中国代表兴致勃勃地告诉黄胄：“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您的《欢腾的草原》，现在荣幸地挂在哈默博士的客厅里，与欧洲的雷勃士的画挂在一起。”他以为黄胄听了会很高兴，但黄胄非常严肃地告诉他：“你告诉哈默博士，是他荣幸地挂了我的《欢腾的草原》。”那位代表听完后说：“对，对，你说的对，是我说反了。”

　　1980年春节后，从新疆回来，不愿继续住医院的黄胄，在藻鉴堂的具体负责人苏立功相约下，前往那儿居住。这里空气好，生活比较单一，要画的人也不容易找到他，减少了许多干扰。这期间，他集中精力完成了一大批新作，有《哈萨克的母亲》，《拖云的奔马》，《柯尔克孜族妇女马背上较力》，《塔吉克中学生》，《维族舞》，《赶巴扎》等，同时临摹了唐寅的古装仕女，陈洪绶及任渭长、任伯年的人物画。这些对他1981年以后为钓鱼台、中南海进行大型绘画创作，和进入评论家所说的第二个创作高峰，做了有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