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格非著有《洛阳名园记》，记北宋盛时洛阳名园凡十九处，这是篇“后记”，阐明著书的目的和意义。作者深赋感慨，从洛阳地处险要说起，云，洛阳乃兵家必争之地，故其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园囿虽小，然“园囿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由此可见，园林一事，关系到天下之治乱，而公卿大夫只放意乎名园，“而忘天下之治忽”，遂使作者欷歔不已。

　　李格非因小见大，以古证今，然与治乱相关之小焉者，岂仅园林而已。诸如修志、集藏，无不与国之安、民之裕共呼吸。即以李格非之女、杰出的词人李清照而言，南渡以后，颠沛流离，所藏典籍书画金石砚墨，十去八九，若在太平盛世，焉至于此！近世亦然，试观“文革”十年，连最普遍的集邮尚且销声匿迹，更不必说金石鼎彝的收藏。典籍皆成“四旧”，园林一片凄凉，花木枯萎、亭榭倾圮，不论京师，无论苏（州）扬（州），较之北宋洛阳之颓败，有过之而无不及。惜乎今人忙于争逐，而略于治乱之候，而未能有名园记之续，亦可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