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一种石头叫肺石，设于朝廷门外，百姓如有冤情，可以站在这种红色的石头上，有司就会出来接案料理，这种石头形状如人的肺，所以叫肺石。肺石制度据说周代开始建立，《周礼·秋官·大司寇》记载说：

　　不论地方远近，凡没有兄弟、子孙及老幼者有冤情，欲上诉于王和六卿，而其长官不向上报告的，可以站在肺石的上面三天，然后由士（司法官员）听取其辞，以报告王和六卿，同时对不上达的官长治罪。

　　如何对不上达的官吏治罪呢？根据《管子·大匡篇》的记载，庶人欲上诉而乡吏阻遏者，此乡吏将被囚七天；如果是士人有所上诉，有关官吏阻遏者，此官吏将被囚禁五日。

　　肺石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直诉制度，后世传承不衰，梁武帝于天监元年（公元502年）还在肺石旁置一函，下诏：“夫大政侵小，豪门陵贱，四民已穷，九重莫达。若欲自申，并可投肺函。”梁武帝并非什么明君，他也认识到人民申诉无门的普遍存在，除了重申肺石申冤制度，并在肺石旁设置箱函，接受民间的申诉。可见在民冤的存在以及民冤须伸这一点上，他的头脑还是十分清楚的。关于肺石制度的重要，齐明帝的表述更为简明扼要：“上揽易遗，下情难达，是以甘棠见美，肺石流咏。”意思是，在上的统治者，了解、知道的民情一定是不全面、不完整的，政治的缺失、不到之处则一定存在；百姓因这些政治的缺失而招致的不便、痛苦甚至冤屈要上达，得到伸张则非常不易。所以古代像周代的召公那样的好官直接到民间听讼就十分难得，故长久被人称美；而肺石制度的存在，也自然被人赞叹咏歌了。

　　唐朝则在东、西两京也即长安、洛阳王城门外同时置有肺石。唐朝的直诉制度有击鼓、上表等，老幼无力击鼓、不能上表鸣冤者可以立于肺石之上。立于肺石上诉者由左监门卫负责奏闻。宋代的沈括亲眼见过唐人的肺石，他在《梦溪笔谈·器用》中说：“长安故宫阙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击响石而甚大，可长八九尺，形如垂肺。……所以肺形者，便于垂，又肺主声，声所以达其冤也。”《文昌直录》的记载略同，其作者见到的肺石上，还有题识，只是文字已模糊难辨了。

　　宋代似乎更多地用击鼓的办法来鸣冤，这样的鼓称登闻鼓，通过这样方式上诉的案件，往往由皇帝亲自审理，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六月，都城开封有一女子叫李尝，击登闻鼓，却并无什么冤情，只说身无所托，要求朝廷代她处理家业。宋太祖赵匡胤答应了她的请求，但开封府却关押了她的父亲。李尝于是再次击登闻鼓，控诉开封府关押她父亲，太祖听后大为吃惊地说：“这样的事岂可关押？皇城之中，尚且如此。天下那么大，哪能做到没有冤狱呢？我恨不能亲自审决天下冤狱，所以不辞劳苦。”于是，派遣殿中侍御史李范等十四人，分别到江南、两浙、四川、荆湖、岭南审决刑狱，限令各州每十日审阅一次囚犯。宋朝的击登闻鼓诉冤的直诉制度，目的在于通达下情，平反冤狱，其作用还是明显的。

　　直到近代，“肺石”作为民情上达的象征，还常见于政治家的篇籍，如王闿运的《上征赋》云：“伤肺石之无听兮，对羸老而淫淫”。关于为什么用“肺石”申冤？汉代经师的说法是因为心肺是赤色的，让申冤者站在似人心肺的红色石头上，可以“使之赤心不妄告也”（贾逵语）。赤色肺石的设计要求申冤必须实事求是，似乎带有些许巫术的含意，不知这样的说法有否根据。曾国藩说他曾在友人处见到肺石，长只有一尺余，击之有声，他通过检验发现肺石就是灰石。然则在曾国藩眼中，古代肺石之制的存在，是取不平则鸣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