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培林，化名劳盾，我的中学同学，他在抗战时为国牺牲，距今已有七十多年了。

　　1938年，我和金培林同时进上海雷士德中学。学校高年级同学梁于藩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他曾任我国驻联合国大使。他在雷士德中学时帮助我们低年级同学走上追求进步的道路，介绍我们读进步书籍，听抗日报告，让我们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正是在新文字研究会的帮助下，1940年10月26日，金培林和我，还有同学孙纪廉的小舅子三个人一起，离开了上海去苏北参加新四军。

　　带我们去苏北的是新文字工作前辈王弦同志。他就是解放后任国家出版局长的王益同志。我们上那艘去苏北的船时，他已先在舱房里，看见我们进舱笑嘻嘻的，但是不理我们，不跟我们说话。直到第二天早晨到苏北新港码头上岸，日本兵检查行李放我们离开后，我们在面摊吃面时他才向我们自我介绍。我们也就放心地跟着他走。

　　我们在苏北大地上走了一天，傍晚来到黄桥，住进黄桥招待所。黄桥大战刚打败了顽固派韩德勤，一派欢腾景象。王弦同志有点像电影《51号兵站》的那位老大，往来苏北和上海，为新四军采购运送物资。他第二天有工作要走，嘱咐我们在招待所再待几天，上海还有人来，到时有人会把我们一块儿带到新四军报到。

　　我们三个人也就在黄桥招待所住下。也是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陈毅同志，听他作苏联十月革命的报告，也就在这里我认识了日后熟悉的作家、《红日》作者吴强同志。几天后上海来了几位文艺工作者，其中有影片《风云儿女》的导演许幸之，《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这片子的插曲。于是我们一起由新四军一位同志带领，离开黄桥到海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的机关就在这里。

　　在海安，我和金培林被分配在宣教科工作，我编《战士报》，兼跑部队，金培林做收发和文书工作。孙纪廉的小舅子到抗大学习。

　　金培林的父亲曾到海安来找金培林。领导上让金培林到他父亲住的客店陪父亲过了一夜，让他们交谈。原来金培林离上海前夕，为了锻炼身体，天天打拳。他父亲对他的行动有所警觉，叫他的两个妹妹监视他。可那天晚上他给妹妹们看童话《牛皮阿郎》，溜走了。海安这一夜他们父子谈得很好，父亲被金培林说服，高高兴兴地独自回了上海。

　　我和金培林工作不同，没有联系，后由海安转移到盐城，不在一个地方工作，连见面的机会也没有。后来我因病回上海治疗，留下在上海做新文字工作。金培林也回了一次上海，他告诉我，因为他懂英文，是为联系美国记者到新四军采访事来上海的。但他这次来上海还做了件大事，就是把他的父母、两个妹妹以及做医生的哥哥嫂嫂都动员到了苏北。解放后我见到金培林的两个妹妹，她们说大哥当了部队医院的院长，她们也在那里工作。

　　不幸的是，1941年底日本鬼子清乡，金培林因抢救文件来不及撤退，牺牲了。他应与我同年，大我几个月，算下来牺牲时是18岁左右。

　　抗战期间无数青少年投身抗日洪流，也有不少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的老同学金培林就是其中一位。我诚挚地纪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