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组稿件来自一线，写草根党员为民服务的故事。我们想通过这一组“十日谈”，让社会上更多人知道这些最基层的凡人善举。恰恰是这些不起眼的人与事，在托举着我们这座城市。

　　我是一名青年党员,一名语文教师，我的工作很平凡，我的生活也很平淡，只是双休日或假期我常会去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或是病房急诊间、或是普通民居、或是养老院，只因为那里有一群特殊的“朋友”，一群晚期癌症患者和他们的家人。

　　走近他们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的父亲也曾是一名晚期癌症患者，而我则在目睹父亲求医问诊的种种艰难后给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同志写了封公开信，并得到了俞书记和许许多多好心人的帮助和鼓励，也让很多癌症患者和他们的家人了解了我，我的手机也因而成为了他们倾诉的“热线”。

　　说实话，在刚接到这些电话时，我的内心除了深深的同情，更多的是无力和不安。我并不是某些人眼中“有关系”的人，微薄的收入也让我对他们在经济上爱莫能助，更多的时候，我只能是倾听，然后默默等对方挂断电话。直到这一天的一个电话……

　　“喂，你好。”

　　“你好，是秦先生吗？”电话那段传来是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女孩自我介绍是晚期子宫癌患者，才25岁，老家在外地，现在借住在市郊。她刚完成一次化疗但效果很不好，又因为家庭经济情况不好，只能在出租屋内休养。静静听着女孩的倾诉，我的内心很是难过，本应享受青春却……

　　“秦先生，谢谢你听我说了那么多。我知道自己或许活不久了，可是我很担心父母受不了，我不知道能不能请你过来和他们聊聊……”

　　“好的，告诉我地址吧。”我没有犹豫地答应了下来，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周末，我换乘一个多小时的地铁和公交来到女孩租住的小屋，一个典型的合租套间，不足10平米。我见到了这个女孩，一个极度瘦弱而又虚弱的女生，也见到了她的父亲，满脸刻着悲伤的中年人。女孩话不多，父亲更是沉默。在小屋中，我尴尬地发现自己好像是个多余的人，直到中年人送我出来。

　　“秦先生，感谢你这么远过来看我们父女，真的感谢你。我女儿生这个病后，就不再愿意出去，也不再和朋友联系。亲戚也不太来，借了那么多钱，我们也不好意思……”

　　忽然间，女孩的父亲摸了摸眼角流下的眼泪。这让我内心好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又好像有什么在内心涌动。

　　“叔叔，您看方便的话，我下周再过来看看妹妹，可以吗？”不知为什么，我想再见到这对父女，因为我明白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真的，太麻烦了，太麻烦了。”他很激动，“我们真的不缺钱，真的。”“我知道，我只想过来陪陪她。”我理解晚期癌症病人不少都在患病后自我封闭，孤独有时比死亡更折磨他们。

　　就这样，此后的每周六我都会去看这个“妹妹”和“叔叔”，带点水果给“妹妹”，然后陪“叔叔”说说话，内容也从一开始的闲扯，慢慢和“妹妹”身后的事扯上了关系。渐渐地，“妹妹”虚弱得已经不能说话，“叔叔”却逐渐打破了沉默，他在女儿面前聊往事，聊开心的事，让女儿的脸上有了一丝笑意。

　　第8次上门时，只有“叔叔”在屋里整理东西了，“妹妹”走了。“她走得还平静，说希望我们别太难过，说谢谢你这个哥哥。”“叔叔”红着眼睛，向我鞠躬。

　　这声“谢谢”让我意识到被死亡折磨的晚期癌症病人或许并不求太多物质上的帮助，一次看望，一次倾听，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安慰。生离死别，痛苦却能因为倾诉和安慰而缓解。

　　在此之后，面对求助的电话短信，我不再只是迷茫和困苦，用自己曾经的感受去疏导、去安慰他们。我或许无法带来生的希望，但在他们和世界作别的时候，我能让他们不再只有孤独和害怕，让他们的家人能较为坦然地和病人告别。

　　慢慢地，在告别一个个朋友的同时，我也迎来了不少新的“同伴”，他们或是病人的家人、或是病人的好友，我们聚在一起，帮助更多正被绝症拖向死亡的人。

　　十日谈

　　基层日志连连看

　　老来却忙于做社区调解员，明请看本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