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记者一生，自然有许多记者老师，其中有两位“大秘”老师，经历非凡，都是我同一部门前辈，因此过从较多，也使我一生受益。一位是商恺，曾任胡乔木秘书；另一位姚力文，曾任刘少奇秘书。他们在担任大秘书后回归记者行业，奔走采访，不辞辛苦。这两个秘书岗位非同小可，已在枢密之间，他们服务的首长，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痕迹，也给两位秘书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使他们眼界阔大，思维缜密，最后当起记者来，或有游刃有余之感。

　　商恺（1922—1998），是我父亲钱辛波的搭档领导，晚年先后任人民日报记者部副主任、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父亲是副手。原名商本茂，出生在山东茌平县一个地主家庭。家境宽裕使商恺得到较好教育。“九一八事件”后，老师徐金璋常在课堂上发表抗日言论，要孩子们长大了反抗日本侵略，复兴中华。他的话常使商恺听得热血沸腾。进了中学，他开始阅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杂志，思想日新。不久后抗战爆发，中共领导的鲁西北青年记者团招收人马，商恺报名并录取，开始撰文发表。一个名叫蔺卓尘的党员领导他办油印小报《清平日报》，从此投身革命，于1939年加入中共，当宣传干事，后任博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1944年夏，商恺被投降日军的亲属诱捕。入狱半年，顽强不屈，1945年春被八路军用俘虏交换回来。解放战争开始后他调到人民日报当记者。或许由于经历使然，他采编谨慎，以稳健著称。新中国建立后不久，胡乔木领导人民日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要求人民日报每天上午9时，派一两名编辑记者（当然都有一定层级）到中南海办公室去。这时胡乔木已将当天的人民日报看过，对报纸从版面到标题再到评论和各类消息通讯加以评说，有肯定，亦多批评挑刺。商恺就是常去的人员之一。1958年春，中央办公厅来函，从人民日报调2名“三八式”青年编辑，商恺入选，即担任胡乔木秘书直到1974年。

　　“文革”后，商恺重回人民日报任记者部副主任，积极拨乱反正，80年代任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与我父亲成了工作伙伴。经历不同，性格也不同。商恺出身鲁南农村，稳健，我父亲生活在上海，活跃。他们却相处得很好，而且在新闻思想上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却常有共同的结论。即便是对过去长期服务过的首长，在新闻思想上商恺也有自己的坚持，这是我父亲十分佩服的，因此讨论颇多，遇到困难，都相互支持。 

　　令人感慨者，两位老搭档连身后事都安排得简化至极。商恺前辈只希望走在老伴之后，他好有所照顾，但是未能如愿；我父亲说得清楚，化作青烟足矣。

　　今年入春，京城暖且多雨，牵连思绪，就记下这几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