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人都管祖母叫阿娘，阿娘离开我们已经有四十几年了。人过了知天命之年对往事的萦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会来得强烈，想得最多的就是阿娘了。阿娘长得高挑，听妈说当年阿娘横S头一梳，海夫绒长大衣一穿，派头一流。可在我的记忆里她就是一个宁波老太，阿娘还像其他宁波婆婆一样，精明、厉害，绝对的里外一把抓，她有二个儿子，一大家子一起住在一橦三层楼的新式里弄房子里，她有这橦房子里所有的钥匙，每个房间，甚至每只橱柜的钥匙。阿娘没上过学， 也不识字，但她算术、心算极好，智商不输与任何人。每到杂货店买东西她都喜欢与店员的算盘PK，那时可都是16进位的，远比现在十进位的要难。店员们都认得她，每次都是她赢。阿娘不仅算术有天分，接口令也惊人。“文革”刚开始的那个初夏，我们家斜对面的7号汪家已率先被抄了家。那天阿娘刚烧好了晚饭，站在小弄堂口歇休片刻。住在隔壁的后生走来和阿娘聊天，此人三十岁还不到，仗着“断文识字”，嘴不饶人，喜欢跟阿娘抬杠。“阿娘，对面七号抄家了，你们和他家可是蛮好的！” ，后生有点半真半假。“他们是我们对面邻居，你是我们隔壁邻居，我与他家关系不错，我与侬更谈得来。”阿娘不冷不热的反应弄得那后生讪讪地下不了台，“阿娘，今朝我又输给你了。”终于，我家也被抄了， 一辆大卡车押着父亲堵在了我家门口， 妈妈被从单位叫了回来。爸爸妈妈被带到二楼，其他人都被圈在一楼客堂间，听着楼上的翻箱倒柜声。造反派们把客堂间书厨里的书全部扔在了地上，餐桌上，那个姓焦的支部书记一边乱翻着书籍， 一边吼道：“都是洋本本， 全是崇洋媚外”。阿娘看着焦某凶神恶煞的样子，走过去拦住他不紧不慢地问：你不是焦书记吗? ?今年春节你不是也来拜年的吗?你还说我福气真好，教育出来的儿子个个争气，小儿子是人大代表，大儿子是上海市先进工作者，就半年的时间他怎么就变坏了? 当时你要是告诉我，我儿子这么坏，我可以教育他呀！你现在说我大儿子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叫我怎么相信? 阿娘的这番责问弄得焦某的脸是一阵红、一阵白，无言以对。一个造反派拿起桌上的一只六管的半导体收音机，阿娘一看马上叫到：这个戏盒子是我的，我老太婆一字不识到头，没有它我怎么听党中央的精神，我怎么学习? 焦同志，你们总不至于不让我进步吧！就这样，阿娘又从这帮家伙手中抢回来了一件。抄家一直进行到了傍晚时分，阿娘从兜里拿出了几毛钱，一把抓住我大堂哥的手，肚皮饿了，去“家乡”买只糖糕吃吧，而后用力地捏了一下堂哥的手。毕竟堂哥不是我们家的人，造反派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去，就这样，叔叔躲过一场与爸爸单位造反派面对面交锋的危险……“文革”还在进行，爸爸的处境每况愈下。七一年冬天我们家遭遇到了第二次抄家，这次全部家具都要被拉走。我们又一次被全部关到了底楼，那时的客堂间再也不像以前了，阿爷阿娘也已从三楼搬到一楼来住，地板再也不打蜡了，皮沙发的黑色表皮都已被磨损，泛出了一片片的灰白色来。突然楼上的训斥声越来越大，阿娘也被叫了上去了。造反派们拿着一张旧报纸和包着的一双旧棉鞋向阿娘吼到：解释一下怎么回事? 阿娘拿过报纸和鞋，一边摸索着棉鞋，她是怕妈藏什么东西在鞋里，一边说：“我老太婆，一字不识到头，叫我看什么呀? ” “你反动透顶，居然用有毛主席像的报纸包鞋? ” ?阿娘马上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有罪，我对不起毛主席，但我不识字，报纸正反都搞不请”。那时的报纸每版右上角都印有毛的语录及头像。虽然平时阿娘与妈也有矛盾，可在这关键时刻，阿娘把这天大的罪过一下子全揽了下来，妈逃过了这一大劫难。 但阿娘得写认罪书，还要贴在家门口，最后还是姐姐含泪帮阿娘写了认罪书贴到门外。那天，天还下着蒙蒙细雨，我们庆幸着或许这细雨能减少邻居、行人的注意。哪知我家的门还没关上，对面的门吱一声开了，我的小朋友撑着雨伞，拖着弟妹来读认罪书了；路过的行人，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围了过来，其中很多人也都被抄过家，都“有问题”。但这一点都不影响他们欣赏别人家的“出事体”；一点都不掩饰对别人家倒霉的辛灾乐祸。我第一次看到了阿娘的眼泪，我不知此刻她在想什么? 是在想日本人的那一记耳光? 当年阿娘过外白渡桥因不愿向日本人鞠躬，被日本人一巴掌打倒在地。经过此事，阿娘一下子变老了，反应慢了，她再也不大愿站在小弄堂口了。每到星期六下午她就会站在厨房间的窗前，看着她的背影，我知道阿娘是在等她的儿子，她在盼望着她的儿子能够回家(爸爸在闵行工作，一周才回来一次)；盼望着她的儿子能够吃上一顿热饭，昐望着她的儿子能有一天喘息的机会。终于有一天爸爸没有回家，他被隔离审查了。

　　再后来阿娘中风了，弄堂里再也听不见她的喉咙声。一九七八年，经过三年风瘫，她离开了我们，走了……今天我已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国定居。我的儿子、侄女都像我一样“加笨”，不过他们都知道他们有一个很聪明，很聪明的Grand-grandma。 

　　阿娘，今天我， 您的孙女又想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