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会否认，读一篇聪明刻薄的批评文章要比读一篇四平八稳的吹捧评论带劲得多。只有八岁小孩才会说：“我还没看过一部我不喜欢的电影。”涉猎越多，参照系越宽广，标准也会更精苛。刻薄也要有料打底，并不光凭天才张口即来。

　　对于新创音乐作品的首演而言，评论家的职责之一是精准地定位并预测它是否是一部杰作，及其在音乐史中的位置。如果预测准确，评论家会随着作品一起流芳百世，若是为逞一时毒舌之快，误把杰作当成垃圾批判，不免会成为后人笑柄，“你看他当初居然没听出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是一部旷世杰作！”1853年的《巴黎音乐公报》上说：“《弄臣》缺乏旋律性，这部歌剧根本没可能被保留下来。”1854年伦敦一家报纸的记者写道：“《罗恩格林》演了几次……我认为它不太可能长期留在舞台上。”1874年波士顿的《每日广告报》宣称：“我们不需要什么预言家的天赋，就能预测一百年之后，除了百科全书家和古物研究者之外没人会知道柏辽兹是谁。”今天的我们以后见之明再回头去看这些刻薄的第一印象，实在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音乐毒舌评论盛行于19世纪及20世纪第一个十年。彼时的乐评人对攻击非传统的作曲家十分落力，“政治正确”的概念尚未诞生，人身攻击和评论创作几乎是一回事儿。詹姆斯·吉本斯·哈内克（James Gibbons Huneker）在1903年7月19日的纽约《太阳报》上写道：“有天晚上我在咖啡馆碰见了德彪西，于是被他独一无二的丑陋给惊呆了。他的脸很平，他的头顶也很平，眼睛很突出——他的表情既隐晦又阴郁，再加上他的长头发，乱胡子，粗鲁的着装和软塌塌的帽子，他看上去更像个波希米亚人，或者克罗地亚人，或者匈牙利人，而不是一个高卢人。他高耸的颧骨给他的脸带来了一些蒙古面相。他头颅短，黑发……这人简直像东方来的孤魂野鬼；他的音乐老早以前在婆罗洲半山腰寺庙里才能听到；写个交响曲是为了欢迎砍头猎手们带着可怕的战利品归来！”

　　今天绝不会有任何一家报纸会发表一篇将作曲家骂成“白痴”或“疯子”的评论，但1899年可不是这样。《音乐导报》上称理查·施特劳斯“要么神经错乱，要么正在飞速变成白痴”；几年后该报又以同样的句式和措辞攻击了勋伯格，“阿诺德·勋伯格要么像蠢蛋一样疯癫，要么就是个精明的骗子。”

　　乐评人抱怨最多的是现代作品给他们带来了身体上的痛苦。勋伯格的《室内乐交响曲》曾被称为“刑房交响曲”，哈内克这样形容：“勋伯格激动万分地挥舞着尖利的音乐匕首，一小刀一小刀地割开受害者的皮肉。”路易·埃尔森（Louis Elson）建议德彪西的《大海》应改名为“晕海”。伦敦《观察家》杂志的乐评人听了贝拉·巴托克演奏自创钢琴作品的音乐会后，说平生从未经历这样的痛苦，“程度堪比一两次所谓‘无痛’拔牙出了意外。”

　　当痛苦变得不堪忍受，笔杆子又发挥不了应有的效用，乐评人只能起身发声抗议。勋伯格的《第二弦乐四重奏》（音乐史上可考的第一首无调性作品）在维也纳演出时，乐评人路德维希·卡帕思（Ludwig Karpath）感到有必要当场抛弃职业礼节，大喊大叫来缓解痛苦的紧张。有时候连作家也忍不住要发议论，王尔德在《道连·格雷的画像》中高级黑了一把，他借用小说人物之口说：“我喜欢瓦格纳超过任何人。他的音乐响得不得了，这样你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讲话，而且保证旁人听不到你说了什么。”

　　有人会好奇，这些乐评家多半在私下都是很温和的人，为何写文章时却屡屡出口伤人？菲利普·黑尔（Philip Hale）也许可以为此心理学悖论提供一种解答，他在评论汉斯利克长篇大论攻击柴科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的檄文（汉斯利克认为柴小是对耳朵放臭气）时说：“我觉得汉斯利克博士的暴虐受到了两种动机的推动，一种是合情合理的义愤，一种是写出一篇好文章的急切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