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执政杭州初年，便遇上大灾，谷价飞涨至“斗钱百二十”。这时候，本应该平抑物价，范仲淹却发布政令：每斗谷增至一百八十钱，且让人到处散播这一消息。大家对此迷惑不解。不久，效果出来了：“商贾闻之，晨夜争进，唯恐后。”而随着运米船大量涌进杭州，谷价日渐回落，最后，“斗价一百，民赖以生。”

　　皇祐二年，江浙再遭大灾，且比上次更严重。范仲淹却采取了这样三项举措：一是赛龙舟；二是修寺庙；三是兴土木。大灾之年居然大张旗鼓赛龙舟？还大兴土木？有人上奏朝廷弹劾范仲淹。

　　朝廷很快派人来查办。范仲淹从容应对：大灾之年，饥民遍地，仅靠政府官廪救济，只能坐吃山空。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让灾民自己行动起来。而让灾民自己养活自己，就要给他们提供就业的机会。一旦市场搞活了，各地的粮食都会辐辏杭州，饥民何愁没有饭吃？事实证明了范仲淹施政的正确：当其他州府饿殍盈野时，杭州却是“里巷康衢，垂髫怡然”。

　　就执政杭州的政绩看，范仲淹所做的贡献，丝毫不亚于白居易、苏东坡。所以不为后人所知，盖因他所做的一切，都隐身于立体空间的背后，是一种隐形的政绩。但其治理的智慧，所产生的效用，乃至青史留名，同样不让白、苏。而无论是显性政绩，还是隐形政绩，皆源于当时治理的实际需要，皆是从根本上解民之所急所困所盼。鉴古知今，我们要摒弃的，是有些干部施政时，只喜欢做“看得见”“摸得着”或是即刻见效的事情，而对于隐形的、长远的惠民举措，却推之再三。（王慧敏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