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第一次做地下工作

　　一个多月后，我忽然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她说：“你是汪醒中吗？”我说：“是的。”我心里明白是新四军派来和我联系的人打来的。她要我这天晚上7点钟，将东西拿到大世界门口，她会来找我的。

　　我知道，她是来取药品的。我牢记王团长交给我的任务。我有个格致公学的同学徐昌春，他哥哥在八仙桥大世界对面开了一家药房，让他经营。那天，我去和他联系，说我要药。他说什么药？我说是奎宁、消炎粉、药水棉花、消治龙、红药水、纱布等等。他说：“你干嘛？”我说：“是朋友向我要的。”他问：“是什么朋友？”我说：“没事的，有什么事我会负责的。”他说：“你现在就要。”我说：“现在不要，钱我可以先付掉。我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来拿。”

　　这天约好晚上7点接头，我心情很兴奋。晚上6点钟我到徐昌春药房取了一大包药，晚上6点半我就等在了大世界门口。这时天色渐晚，大世界门口已有“野鸡”（妓女）在拉客。她们见我一直站在那里不动，就有个“野鸡”过来与我搭讪。我不理她，只得离开原地，在大世界周围闲逛。这时我看了看表，7点钟已到，可是没人来与我联系。于是，我又等了十分钟，还是没人来联系。我心想，过了时间不来，肯定是不来了。可是药品我是不能拿回家的，于是我又找到同学，把药放在他的药店里。

　　这天晚上，我睡不着了。我不禁怀疑起自己是不是弄错时间了。要是这样，可要耽误大事了。我第一次做地下工作就出问题，太不好了。这样想着想着，一直到下半夜才睡着。

　　第二天早上我还未醒，就有人打电话来叫汪醒中听电话。那位女同志在电话里问我怎么没来大世界？我说：“我去了，地方不好，我没有看见你。”她说：“今晚老时间，在大世界18路电车站。”我说：“好的。”但我忘了问，是18路哪个车站，是大世界这边的车站，还是对面的车站。

　　我只好在大世界这边车站等等，再到对边车站等等，她要是看见我就会上来联系的。谁知，这边车站上的车子停下没有人。到了7点钟左右，我看到对面有电车来了，赶忙拎了东西奔过去，看到车上有人下来，还是没人与我联系。正在张望着，忽然身旁有个女人过来喊我：“阿哥我们上车。”我想这下好了。18路是无轨电车，当中开门。我跟着她上车后，她说：“阿哥，你买票。你的东西，我帮你拿。”我将药包交给她后，我忙着买票。她站在暗处，面孔也未看清。只看到她穿了件蓝布旗袍。快到大新公司时，她才说了一句：“阿哥我到了，我先下去了。”车门一开，她就下车了。以后每隔二三个月她来拿一次药品。这样，一共有四五次。药钱都是我付的。

　　1942年夏天，我和蒋礼晓已经决定报考复旦大学补习学校，当时复旦大学已迁到重庆，李登辉校长和部分教师就在上海办了这所学校。尽管是补习学校，但考试还是很严格认真的。我觉得考大一很难的，我就用“汪波”的名字报考大二的西洋文学系。

　　可我去报名的时候，办理注册的王先生问我们：“中学文凭呢？读过什么大学？”我说：“在浙江读过之江大学。之江大学的证书丢了。”考试时，顾仲彝老师先让我读一篇英语文章，我就读了，顾老师表示满意。他问我，读了他教的西洋文学系，将来做什么？我说，当作家。这样我就考取了。

　　我们班只有四个男生。上选修课时，一二年级可以在一起上。也就在这时候，我认识了王树平，即解放后当外交官的王殊。顾仲彝教授教我们学莎士比亚戏剧。他自己也写剧本，做导演。他要我们读原版莎士比亚戏剧。每学年48学分，读四年200分。可是一个学年，我48分的课选不出来，于是选修其他课来增加学分。我就去听中国文学、心理学等课。后来，连英国文学史、英国历史我都读过。有话剧演出时，学校组织我们去观看。我对话剧感兴趣，是因为当时上海已经禁止放映美国电影了。我还自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似懂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