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第一次做地下工作
一个多月后,我忽然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她说:“你是汪醒中吗?”我说:“是的。”我心里明白是新四军派来和我联系的人打来的。她要我这天晚上7点钟,将东西拿到大世界门口,她会来找我的。
我知道,她是来取药品的。我牢记王团长交给我的任务。我有个格致公学的同学徐昌春,他哥哥在八仙桥大世界对面开了一家药房,让他经营。那天,我去和他联系,说我要药。他说什么药?我说是奎宁、消炎粉、药水棉花、消治龙、红药水、纱布等等。他说:“你干嘛?”我说:“是朋友向我要的。”他问:“是什么朋友?”我说:“没事的,有什么事我会负责的。”他说:“你现在就要。”我说:“现在不要,钱我可以先付掉。我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来拿。”
这天约好晚上7点接头,我心情很兴奋。晚上6点钟我到徐昌春药房取了一大包药,晚上6点半我就等在了大世界门口。这时天色渐晚,大世界门口已有“野鸡”(妓女)在拉客。她们见我一直站在那里不动,就有个“野鸡”过来与我搭讪。我不理她,只得离开原地,在大世界周围闲逛。这时我看了看表,7点钟已到,可是没人来与我联系。于是,我又等了十分钟,还是没人来联系。我心想,过了时间不来,肯定是不来了。可是药品我是不能拿回家的,于是我又找到同学,把药放在他的药店里。
这天晚上,我睡不着了。我不禁怀疑起自己是不是弄错时间了。要是这样,可要耽误大事了。我第一次做地下工作就出问题,太不好了。这样想着想着,一直到下半夜才睡着。
第二天早上我还未醒,就有人打电话来叫汪醒中听电话。那位女同志在电话里问我怎么没来大世界?我说:“我去了,地方不好,我没有看见你。”她说:“今晚老时间,在大世界18路电车站。”我说:“好的。”但我忘了问,是18路哪个车站,是大世界这边的车站,还是对面的车站。
我只好在大世界这边车站等等,再到对边车站等等,她要是看见我就会上来联系的。谁知,这边车站上的车子停下没有人。到了7点钟左右,我看到对面有电车来了,赶忙拎了东西奔过去,看到车上有人下来,还是没人与我联系。正在张望着,忽然身旁有个女人过来喊我:“阿哥我们上车。”我想这下好了。18路是无轨电车,当中开门。我跟着她上车后,她说:“阿哥,你买票。你的东西,我帮你拿。”我将药包交给她后,我忙着买票。她站在暗处,面孔也未看清。只看到她穿了件蓝布旗袍。快到大新公司时,她才说了一句:“阿哥我到了,我先下去了。”车门一开,她就下车了。以后每隔二三个月她来拿一次药品。这样,一共有四五次。药钱都是我付的。
1942年夏天,我和蒋礼晓已经决定报考复旦大学补习学校,当时复旦大学已迁到重庆,李登辉校长和部分教师就在上海办了这所学校。尽管是补习学校,但考试还是很严格认真的。我觉得考大一很难的,我就用“汪波”的名字报考大二的西洋文学系。
可我去报名的时候,办理注册的王先生问我们:“中学文凭呢?读过什么大学?”我说:“在浙江读过之江大学。之江大学的证书丢了。”考试时,顾仲彝老师先让我读一篇英语文章,我就读了,顾老师表示满意。他问我,读了他教的西洋文学系,将来做什么?我说,当作家。这样我就考取了。
我们班只有四个男生。上选修课时,一二年级可以在一起上。也就在这时候,我认识了王树平,即解放后当外交官的王殊。顾仲彝教授教我们学莎士比亚戏剧。他自己也写剧本,做导演。他要我们读原版莎士比亚戏剧。每学年48学分,读四年200分。可是一个学年,我48分的课选不出来,于是选修其他课来增加学分。我就去听中国文学、心理学等课。后来,连英国文学史、英国历史我都读过。有话剧演出时,学校组织我们去观看。我对话剧感兴趣,是因为当时上海已经禁止放映美国电影了。我还自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似懂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