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凡先生从自己创作的大量诗词中，选定四百多首，分为九卷，集成《半坡烟雨半坡风》一书，望我作序。九卷展开，异彩纷呈，真似置身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仔细阅读，欢喜这集子里大部分作品清水出芙蓉般的自然清新，隽永俊逸。芙蓉朵朵，风情别具，合起来营造了一片足以令人流连忘返的芬芳。这芬芳的造成，分明主要因为了凡睿智的心灵，巧妙地点燃了洋溢的激情。于是想起最近读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黄庭坚词，曾提及“《山谷词》一卷……顾其佳者，则妙脱蹊径，迥出慧心”。了凡当然不能与黄庭坚比肩，但以这“妙脱蹊径，迥出慧心”八字，用来形容他这部集子的作品，应该没有什么不妥。

　　这部集子以词居多，诗次之。但无论或诗或词，展现的是广阔的题材，飞扬的是生动的意象，抒发的是深浓的情志。就题材广阔来说，大到江山社稷，家国情怀，小到旧友小聚，寒梅流香，从大千世界到人生角落，一经作者心眼所及，就有诗的容颜闪出。就意象生动来看，诸如望月楼前烟雨迷濛，鄱阳湖上狂波涌起；一湾春水里飘拂柳烟，九曲蜿蜒间流泻活水……经过精心运思之后的形象，大都生气蓬勃，呼之欲出。再以情志的深浓而论，最是扣人心弦。细读华章，醉卧南亭时半抛愁绪，赤壁怀古处一任追魂；抑或玉皇峰外指点人间天下，近水楼台谈笑鸿儒樽前……彤彤诗心所到之处，真似点点春雨滋润，觉其神而知其密；又如条条溪流奔泻，闻其声而感其清。

　　了凡诗词中的题材与意象，读者自会感觉，毋须赘言。而其中深浓的情志，我经过反复琢磨，总觉内中蕴含着比较深刻的意思。纵观作者这部集子的诗词，虽然也有不少“言志”之作，但其中大部分作品“缘情”而生，以披露肝肠、抒发情意取胜。据我所知，他只要诗情一上，就会诗思泉涌。有一次他连续六个小时思接神驰，竟然写了整整二十首《鹧鸪天》！

　　情与志，可连用为“情志”，但情与志各有自己的意义。严格地说，“情”属感性范畴，而“志”属理性范畴。情可能以志为基础，但骨子里总是情；志则是情的理性表达，其核心是理性。历代论诗者，包括如今的不少诗评家，往往高举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引用过的“诗言志”的大旗，而对也是历代提及的“诗缘情”却轻轻放过。这个重“志”轻“情”的观点，几乎已经成为定论，最近才有有识之士提出质疑，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不小的失误。我认为正确的观点应该是：“诗缘情”重于“诗言志”。这里举出两点加以佐证。一是近几年由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竹简《诗论》中，找出了孔子曾经说过的“诗无隐志”的话。“诗无隐志”是诗不必拘泥于志之意。孔子之所以在《诗经》中更重视偏于抒情的《关雎》一类诗，原因盖出于此。又，也是近几年，有一些很权威的大陆和海外的文学评论家共同认为，中国的文学传统里，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是抒情传统。而以抒情为重要特征的诗词，内里的抒情传统自不待言。

　　由此来观照了凡的诗词，因为它们突出的是形形色色行之有效的抒情手段，便是继承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因此，他所前行的诗词之路，即为堂堂正道，璀璨的诗词创作之道！这如果是他有意为之，乃是明智；如果是一种暗合，则是神助了。

　　了凡这本集子的诗词，也不是无懈可击。比如，我曾经和他在一起细论过，觉得他的若干诗词有直露的毛病。所谓直露，即不能做到该含蓄时留有余地，甚至力求“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该委曲时便见曲折婉转，以达幽然深美。当然，抒情各有侧重，有时需要直抒胸臆，明白晓畅。但更多的时候，应当蜿蜒徐行，百折千回。要臻于此境，自然十分不易，但如果要想完成上乘之作，这难关是必须攻破的。有道是：人贵直，文贵曲。诗词则更在曲处见工。在我看来，了凡诗词倘能在这方面加强功力，应该更能在诗词艺术胜境的把握上变为主动。

　　（《半坡烟雨半坡风》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