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艺坛有一位不善走刀却精通印学、印艺的大学者，他的金石朋友几乎囊括了南方印坛，这位印林“伯乐”就是易忠箓。

　　易忠箓（1886—1969），字均室，号穞园、仙侣。湖北潜江人。少年时入武昌经心书院，光绪三十一年（1905）东渡扶桑，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辛亥革命时，已是同盟会成员的易忠箓在家乡率先响应起义。民国初担任潜江县议会议长、湖北省议会议员。参加护国运动后远离政界，潜心于金石学、文物鉴藏与古典文学的研究。1928年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后执教于武昌文华图书馆专校、武昌艺专等校。抗战狼烟四起，日寇逼近武汉，易忠箓避兵重庆，抗战胜利寓居成都，任四川大学、私立成华大学教授。1952年12月被聘为四川省文史馆馆员。易忠箓一生勤于治学著述，有关金石文字、玺印篆刻、古物收藏、诗文词曲等专著达数十种。惜“文革”爆发后，所珍藏的文物古籍及著作手稿被搜劫一空，满怀悲伤的易忠箓也随之不幸离世。

　　沙孟海先生曾称：“世间不可无易均室”，在拜读《沙邨印话》和诸家印谱，并考察其金石篆刻的活动与交游圈后，可知易忠箓实为近现代印坛中如张灏、周亮工与汪启淑伯乐式的人物。易忠箓自言:“并世篆刻之累累吾沧浪一舸，盖自识外舅（岳父）万季海先生示以黟山印拓始。”相传万氏嫁女时即以藏印为陪奁。其弟子徐无闻也称乃师“平生笃学精思，于词章考据皆有创获，论印其余事耳。而赏析之精，求诸昔贤，亦鲜有及者。”易氏虽不善治印，却深谙印道，目光如炬，无微不烛，与其交往的大多为同期沪杭、岭南与川中篆刻界的精英代表，如徐新周、赵叔孺、吴隐、王福庵、易大厂、邓尔雅、李尹桑、唐醉石、沙孟海、方介堪、冯康侯、周菊吾等，竟达三、四十位，易忠箓也常常邮石索印。对这位未必谋面，却博雅宏达，殊为难得的印林“解人”，印人们不敢有丝毫的轻忽怠慢，纷纷奏刀。数十年间，易忠箓共得名家镌印近三百枚，并辑拓成《穞园印鲭》、《均室鉨印》，广赠同好。他甚至将同样笃嗜篆刻的夫人万灵蕤拜于王福庵门下，问道求印，得王氏用刀之秘，成为近代印坛一段佳话。

　　易忠箓广为收储印章之际，适逢民国篆刻艺术发展的高峰期，此时名手云集，如王福庵、李尹桑、唐醉石、方介堪等正处于创作的黄金年龄，知遇情深，故易氏所得皆为精品力作。此外易忠箓还辑有《铁书过眼录》、《赤文青简》、《鹄矶印摭》、《古印甄》、《明清名印集拓》、《锦里篆刻徵存》、《铁书冣录》等印谱，流播印林，客观上促进了民国篆刻艺术的交流与繁荣。擅长文辞的易忠箓还常为印谱泚笔撰序，不乏精辟的创见之语。如在概括“黟山派”创作特点与传承脉络时称：“奏刀之先，意征落墨，是在能篆。黟山篆势，闳肆精融，接轨邓（石如）、吴（熙载），下开愙斋、师鄦诸子，薪传今在问经（黄石）”。推许“冥搜三古”的士陵为“清季一大家欤！”为光大岭南“黟山派”在江南印坛的传播弘扬，有推波助澜之功。

　　沙孟海与易忠箓之间的金石因缘颇为曲折、感人，他们的相知相遇，缘于一方沙氏为陈道希所刻名印，因易忠箓不知边款中的署名“石荒”为年青时沙孟海的别名，见其所制“深入两京（汉代），而无时人习气”，疑为古人手制，便辑入明清诸家印谱中。而得此印缘后，二人便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书信往复，却一直未觌面。直到1938年，沙氏“避寇汉上，见市肆曰‘云松馆’者，其额为均室笔也”，便急切打听易氏下落。未几，易忠箓果来会晤，二人“江关倾盖，相见狂欢”。沙孟海感叹“若得若失离合曲折如此，殆亦有金石缘耶。”而易忠箓收藏偌多的金石篆刻及谱录，较之飞鸿堂主的汪启淑，后起而先亡，大多毁于“十年浩劫”之中，给近现代印坛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令人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