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母亲讲，我一岁时去拜年，被父亲按在稻草编成的拜席上，给外公磕了三个响头，得到人生的第一个红包：一枚顺治年间的铜板。奶奶说此币可避祸驱邪，便用红绳系着，挂在我的脖子上，一挂十来年。

　　旧时的春节，给爷爷拜年时，距离最远的邱叔叔总是第一个叩响大门。邱叔叔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我勤快地在他附近转悠，直到他边掏口袋边说，“拿去买个本子”，才心满意足地接过红包，转身跑开。他的红包像卡片一样薄，打开褪色的红纸,里面是一张陈旧的两元纸币，我好奇地想：他的红包丝毫不起眼，为什么还要叠得整整齐齐？小贩六伯的压岁钱却花样百出：有时是两毛的,有时是一块的，有时是厚厚一沓一分纸币，无一例外，它们都是新钱。我小心地把它们夹在字典里，待年过月尽嘴馋时，再翻出几张，去买一块橡皮或者一捧瓜子。

　　二十岁时，我在珠海过年。南方人管红包叫利是，用的是利是封，里面的金额也水涨船高，我逢人喊“哥哥姐姐新年好”时，对方立马会喜气洋洋地摸出红包。

　　今天，在微信群里发过多少次红包，收过哪些人的红包，我完全不记得。触手可及的虚拟红包，仿佛星光般遥远；那些带着体温的老式红包,像身旁越烧越旺的篝火，烤暖了许多寒风吹彻的记忆。（胡进升　刊今日新华每日电讯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