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一辈子仅会写七个汉字：自己的姓名“游少鸿”和“劳动人民”。我的母亲稍好些，号称识汉字三百个，会写汉字一百个，自己的姓名 “徐银鸾”三个字写得外秀内惠，“贤妻良母”“做好人、为人民服务”等字写得柔中带刚。父母的汉语文化程度极其低微，但是他们待人处世、面对艰难生活的水平却是异乎寻常的高大上。和千千万万劳苦大众一样，父母以其平凡而曲折的生命历程，创立了不平凡的山高水长，犹如恒温且暖人心田的春晖，年年月月、岁岁春秋护佑我们成长，激励我们前行。

　　靠劳动吃饭

　　我的父亲和母亲均出生于江苏省建湖县。父亲8岁起就跟随祖父游喜堂祖母游唐氏在家乡从事水运的船民工作，12岁投奔亲友家当学徒工，吃了几年“萝卜干饭”，16岁回家继续从事船运工作。

　　1947年秋，新婚燕尔的父母为了谋生，在祖父母的带领下，摇着那陪伴全家多年的小船，从家乡建湖出发，向着陌生的大上海前进。70年前的苏北地区呈解放区和国统区犬牙割据状态，平民百姓要想从苏北农村到上海市区，交通颇为艰难，祖辈们不畏艰辛摇着小船先入运河一路向南，再入长江一路向东，400多公里的水路长途颠簸流离了一个多月，才到达上海苏州河宝宸桥上岸，艰难谋生落脚后由船民变为市民，开始了他们的平凡生活……

　　1947年定居申城后，父母亲和全家同当时千千万万闯荡上海滩的普通劳动者一样，为了养家糊口，培养子女，吃了多少人间苦头，可以说是述说不尽。他们在平淡的生活中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壮举，但是那不同寻常的诗篇却永远值得我终生敬仰！

　　刚来上海的两年，为了坚强地生存下来，父母及全家无论严寒酷暑，人情世故繁杂，整日辛劳挣钱养家，不管是脏活累活，只要有尊严地混口饭吃，酸甜苦辣咸等杂陈五味都进行了饱尝。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父母亲在其长辈金大爷及亲友的帮助下凑足一笔钱款，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终于在上海交通路1195号（大洋桥）盖建了二层楼的自有房屋，并开出了“森祥泰铁号”商行。1958年公私合营，父亲作为个体劳动者进入了上海光辉灯具厂工作；母亲作为家庭妇女，几年后进入上海精艺电器厂（里弄生产组）工作。

　　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父亲月薪57元，要养活我们全家八口人，是上海滩典型的困难户。后来尽管母亲工作了，增加月薪26元，但是全家生活依然非常清苦。所以，我们姐弟几个从小读书的学费都是全免的。

　　那年青黄不接之际，父母亲每周六顶着夕阳，带着姐姐和我，拉着借来的“橡皮塌车”（人力胶轮车）从现在的上海火车站西面的交通路大洋桥出发，顺着沪太路的龙潭、余庆桥、大场等郊野道路边的杂草地，挖野菜、割野草。直到周日朝阳开起，将装满车顶的野草全部卖给“牛奶棚”，挣得一两块钱，留下的野菜作为辅食，父母亲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带着我和姐姐蹒跚而返。

　　这样艰辛难熬的日子，有亲友知道后，特地从外地赶到上海，对父母说：“1958年公私合营之前，有两个生意上来往的人欠你们货款一千多块钱，赶快跟他们要啊！这样你们的日子不就好过些了吗？”我们几个子女也附和着：“是啊，赶快去要啊！”父亲和母亲商量后就对亲友说：“他们肯定知道我们困难，不还旧债，看来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就算了吧！”这些可以改善我们全家好几年困境的债权，父母亲竟然就这么轻易地放弃了。

　　于是，亲友又说：“解放前战争年代，你们家冒着枪舂（杀）的危险，多次摇船护送和帮助苏海、杨兆雄、鲍化之等革命者，从苏北解放区到国统区（敌占区）进行地下革命活动，现在他们都当上厅局级以上的大官了，为何不去找他们帮助帮助渡难关。”父亲淡淡一笑：“他们当官为国家和人民办事，我不能难为他们，我靠自己凭劳动吃饭！”亲友又说：“那你们当初又何必帮他们呢？”母亲插上来说：“人家把脑壳子别在腰上为老百姓干革命，随时随地都可能掉脑壳子，我们帮他们值得！没得什么何必！难为你们关心我们。”当时年逾80高龄的祖父也同意父母的做法，连声对亲友说：“难为你们关心！现在这个事不谈了，赶快吃野菜豆腐渣饭！”

　　这件事如此了结，街坊邻居从此对父母和我们家刮目相看。因此“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很多人家被批斗，而作为开过商行有“资本主义行为”的父母，依然与人相安无事。因为邻里同事亲友们都认为我父母是明事理乐于助人的老好人，是既能吃大苦耐磨难又能为他人分忧的本份人，还是教育子女言传身教有方的人。

　　1958年到厂里工作起，父亲都是从大洋桥家里往返步行20多里地到单位上下班。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冬，我们家人从未见他乘过公交车上下班。尤其是每年盛夏，他从家步行十多里地到单位，将厂里生产的灯具用人力车运到江湾、何家湾、军工路等地的仓库和车站。一线工人每日负重步行几十里，实在太辛苦了。厂部决定每年6月15日至9月15日的夏季为每位装卸搬运工每个工作日免费配发三瓶盐汽水，以防暑降温、劳动保护。父亲舍不得喝这珍贵的盐汽水，而是下班后背着三瓶沉甸甸的盐汽水，步行十多里地，带回家给我们姐弟几个解暑。他就这样平平淡淡无怨无悔心甘情愿地足足背了二十五个酷暑。而我们的父亲，每到夏季上班总是随身挂个搪瓷杯，包上一小包食盐，在车间、仓库或车站，拿着自备的搪瓷杯，冲上开水，撒入些许食盐，自制一杯“盐汽水”解暑。直到退休后，他还时常津津乐道其自制的 “盐汽水”如何解渴如何解暑。我们姐弟几个就是喝着父亲这样背回来的盐汽水长大的！

　　去吧，好好做人

　　1970年6月，我作为上海知识青年到安徽省涡阳县淮北农村插队落户——“修地球”。6月24日下午2时临行前，母亲塞给我30元人民币和20公斤全国粮票，细声说：“今天你要到淮北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除了这些钱和粮票，我把出嫁时我外婆给我的陪嫁箱子给你，你要记住我们家祖祖辈辈靠劳动吃饭，绝不要学个别坏孩子，到农村插队做偷鸡摸狗的事，让人看不起！希望你争气，做个好孩子，让农民和家里人放心！”说完这些，我想母亲可能像有些人家有人上山下乡，父母肯定嚎啕大哭一番。但是她却平淡地加了一句：“去吧，好好做人！”母亲竟然不到老北站送我上火车赴异乡。我猛然回首：母亲满眼尽是坚毅和希望，没有一丝泪迹……

　　当时的淮北农村土地贫瘠，庄稼收成极差，常被人戏称“十年种地九年荒”，再加上“打摆子”（疟疾）等疾病侵害，农民生活异常清苦。一个壮劳力一天所挣的工分仅值6分钱，很多人养家糊口颇为困难。我们这些“战天斗地”的知识青年也常为温饱问题而艰辛劳作，像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常常愁眉不展。我的上海邻居知青同仁将乡下的实情告诉了家人。父母听说后，当即决定：从这一年的秋天10月5日开始从家中微薄的有限的收入中，拨出专款每月定期汇款10元给我，以保障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