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末，读了《新民晚报》转载的《菜篮子里看民生》一文，感触颇深，不禁想起了几年前仙逝的夏弘宁先生。

　　夏弘宁先生是著名文化名人夏丏尊先生的孙子。他除在上海金融系统工作外，还曾多年从事上海蔬菜的组织供应工作，历经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亲身经历了上海蔬菜供应从极度紧张到随到随买的繁荣景象。

　　那是十年前的一个下午，夏老给我讲述了上海蔬菜供应的往事。

　　一开始夏老就说，700多年前上海已是一座港口城市。城市里种不出蔬菜，市民吃菜必须去购买农民或小贩挑运进城的蔬菜、禽蛋和其他副食品。鸦片战争后，上海商业发展，人口猛增，随之产生了蔬菜地货行（即早期的蔬菜批发行），不久还办起了菜市场。地货行作为菜农与菜贩中间的批发商，代客买卖，收取佣金。由于利润可观，蔬菜地货行逐步被一批流氓、菜霸所把持。直到上海解放初期，上海蔬菜批发还完全由这些地货行控制。他们既向菜农收取成交额的10%，又向菜贩收取4%的高额佣金；菜少时还抬高价格，市民叫苦不迭，菜多时则向农民杀价，菜贱伤农。对此，上海市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迫使私营地货行降低佣金；随后又加快对私营地货行的改造，成立上海市蔬菜公司，将蔬菜供应全面纳入计划管理，保证每天向每一位上海市民供应5两蔬菜。如此，存在了100多年的蔬菜地货行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应当承认，为了实行上海蔬菜的计划供应，国家和上海有关部门是做出了不少努力的。”夏老说，比如，1958年为了解决上海蔬菜和主副食品的供应，中央将江苏省的松江、宝山、嘉定、川沙等10个县划归上海市，使菜田面积扩大一倍多，并规定专业菜田必须常年种菜，不得插种或改种其他经济作物，还严格规定专业菜田生产的蔬菜，菜农不能私卖私分，更不能拿到集市卖高价，必须全部进入国营蔬菜批发市场，统一分配市场，上海市民则凭卡买菜。

　　“但是，”夏老接着说道，“当时的蔬菜生产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再好的计划，也可能变成‘滑稽’。”

　　的确如此，计划供应的头三年，上海蔬菜供应情况比较稳定。但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上海开始出现排队争购蔬菜的现象。1959年初上海每人每天只能供应2两蔬菜。市民们为了多买点菜，起早排好几个队，还常常引发争吵，秩序混乱。这种情况一度还引起全国上下朝野关心。夏老说，当时叶圣陶老先生在与他的通信中，常常问到上海市民吃菜困难缓解了吗？国家也全力支持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首航就是开赴天津、青岛装运近万吨大白菜，驰援上海。但是，这些依然不能真正解决上海市民的吃菜问题。后来，上面竟然指令菜田改种粮食，种蔬菜则片面追求数量，造成蔬菜品种单调，淡旺季矛盾扩大，供应大起大落，不仅市民买菜更难，而且还浪费严重。虽然从1974年到1991年国家为上海市民吃菜拿出7.4亿元财政补贴，但市民依然抱怨说：“买菜难，难于上青天！”

　　“说老实话，我们蔬菜公司的同事，包括各菜场营业员都是起早贪黑努力工作，想尽了各种办法，就是满足不了市民的买菜需求。”夏老十分苦恼地说。

　　怎么办呢？“有句话说得好，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夏老说，市民买菜难的问题，逼着他们去改革。

　　变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尤其是“菜篮子工程”实施之后，上海蔬菜产销逐步向市场经济迈进。蔬菜公司先在十六铺试办贸易货栈（次年改为蔬菜副食品交易市场），实行开放式经营。“人不分公私，货不分南北”，均可在此自由交易。很快上海市郊也办起多家交易市场，各地进入上海的非计划蔬菜已占到三分之一左右；2006年仅江桥蔬菜副食品市场经营的蔬菜就达到165万吨，相当于计划经济时期上海全年上市量。与此同时，重新开放集贸市场，不久集贸市场的蔬菜年经营量也占到总供应量的三分之一。之后，随着科学种田为广大市郊菜农所接受，淡旺季蔬菜供应更趋平衡。当联华、华联、农工商、家乐福、麦德龙等超市纷纷经销蔬菜时，市民们确实已跨入了随到随买的新时代，那种“买菜难，难于上青天”的尴尬局面，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

　　临别，夏老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世间万物都是沿着一定的内在规律前进的。大到国家、民族，小到一个城市的蔬菜供应，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