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为此，1963年毛泽东同志就曾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经过长期的实践，他们提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枫桥经验值得社区矫正工作借鉴和运用。

　　我国主要刑罚方式既包括在监狱服刑的监禁刑罚，也包括在社区服刑的非监禁刑罚执行即社区矫正。社区矫正是对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罪犯执行刑罚。众所周知，对犯罪不应重打击轻预防，重打击轻预防是治标不治本，标本兼治，以防为本，才是减少犯罪的根本手段和司法工作的基本原则。通过非监禁刑罚执行也就是社会矫正，可以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惩戒，让罪犯为自己罪行付出代价，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同时，能让刑罚发挥教育指引功能，影响公众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正常秩序。

　　社会矫正需要依靠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但是，由于体制机制上的原因，在力量配备和社会参与方面目前仍面临不少困难，制约了社会矫正制度在刑罚预防犯罪，特别是预防一般犯罪方面功能的充分发挥。随着社会管理中心下沉，街道、社区、居委会工作处于“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无暇顾及社会矫正工作，对罪犯生活保障救济帮扶工作做得不够细致，对个别扬言不给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就报复社会的罪犯也没能力打击。

　　从法律制度设计上看，刑罚是民事、行政、刑事三种违法中最严重的法律责任承担，是民事违法责任、行政违法的兜底保障，也是对违法人最后的救赎，同时，引导全社会遵纪守法，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因为是刑罚，社会矫正工作完全交由社会力量承担会有一定困难，需要相关国家机关参与。基层呼吁，应当增加民警力量，至少一个街道应当有一名专管此事的民警。但是，全市警力很紧张，将在其他岗位的民警调至社区做社会矫正工作不太现实。

　　鉴于劳教制度已经取消，建议将原先在这些机构工作的民警充实到社区矫正一线，以解决人手不够的问题。十九届三中全会推出的党政机构改革力度很大，突破了不少以前认为不可逾越的界限和壁垒，在这种大背景下，司法民警与公安民警之间的界限不应成为调配社会管理力量的障碍，上海应当以改革的精神，实现制度创新，以解决这个问题。

　　（潘高峰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