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趴在饭桌上，桌边窗台上的草笼里，是买来消夏的的蝈蝈。它似听见窗外奏鸣，也起劲地发声相和。我掀开桌面上一只只盖好的碗，想找一粒毛豆喂它。碗里有下午吃西瓜剩的皮，有中午糟下去的沼虾，有夜开花和番茄煮的汤。我记得那汤里有毛豆，搅着汤勺找寻。爷爷从隔壁房间走过来，叫我不要用烧过的食物喂虫。他穿一件白背心，摇着蒲扇，打开电视机罩。我知道，五点到了，电视书苑节目开始了。

　　童年里，夏天的傍晚总是这样开始的。

　　爷爷在电视机前坐定，电视里陈希安一袭长衫也在上手坐定。爷爷摇动蒲扇，而陈希安在轻摇折扇，说到关键处，不经意般举起三弦。五点开始的这一个钟头，是属于他们的时光。

　　今年大暑时节，我去拜访评弹名家陈希安先生。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里见到他。老先生圆圆的脸和我从小在电视上看惯的一模一样，白里透红，气色真好。但他一开口，我却心里一酸，猝不及防。童年的虫鸣、饭桌上小菜的气息、蒲扇手柄上缠绕的棉线、爷爷端坐电视机前的神态，无数个夏夜，一齐涌到眼前来。

　　原来时间并不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像《珍珠塔》里的陈翠娥下楼不过一瞬，但十八级台阶，十八种心情，十八种纠结，十八种惶恐，书场里表演起来，能演唱十八天。剧外的时间，却像大雨冲刷而过。我的童年早已结束，我的祖父过世多年，电视机日新月异，生活方式天翻地覆，各种娱乐节目更新换代，现在的孩子补习之余，是否还有闲心在祖父母家如此消磨一个夏日？

　　孩子眼里，老人似乎生来就是老人，却忘了我的爷爷也曾年轻。十来岁上，他离开水乡到上海谋生，年纪轻轻经历时局变化，脱下长衫换上列宁装，养家糊口谨慎度日。这是爷爷的命运，是同龄人陈希安的命运，也是来上海的一代人的命运。如今，老一代的移民年岁老去，而伴随他们长大的翠娥小姐依旧在故乡下楼，依旧“闻言语，笑一声。身袅袅，态婷婷，金莲窄窄下楼坪，下落楼梯六七层，她站定娇躯到又不肯行。”

　　我埋头吃陈先生待客的蛋糕，努力不让眼泪流下来。多少个夜晚，爷爷坐在电视机前，一遍一遍重温他早已能倒背如流的评弹长篇，是否也在依旧坚持着，他和他童年故乡的维系？ 他再没有回去，在上海这异乡成家立业，也最终被安葬在这座城市。

　　翠娥想问方卿，这些年都去了哪里，十八个问题萦绕心底，见面却恐相逢无一言，她只是在心里反反复复掂量，这些说不出口的问题，是“因何昔日返乡城？因何并未转家庭？因何半路遇强人？因何并不报衙门？因何襄楚杳无音？因何抛弃白头亲？”

　　爷爷总是向我叙述，他故乡水乡的布局，那些亭台楼阁，那些楹联匾额，我总是不耐烦听。爷爷教我传统的礼仪，比如向人问候，问的要说“请教贵姓”，回答的要说“免贵”，我笑着说同学老师谁都不会这样说话。爷爷和我说长衫的料子、年夜饭的家宴、祭祀的次序、氏族的来历，我只是当小说听着。这些是我用不上的知识，是课堂上不会考，社会上用不到的知识，他却视若珍宝，沐手敬书，秘密相授。他从没说过他思乡，我也从未想过他要思乡，我想当然觉得上海就是他的家。

　　但这里毕竟不是他的故乡。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在饭桌上，素来不苟言笑的爷爷忽然哭了。原来他听闻在故乡的姨母去世，他说“我前面再没有人了”。当时我一点也不领会这种恐惧，我只是因为看到长辈的眼泪而手足无措。只是到了现在，我才明白。长辈是联通过往和现在的桥梁，乡音是联通过往和现在的桥梁，历史是联通过往和现在的桥梁。只是关于爷爷的那些往事，我再也没机会问一问他了。桥断了，剩下的人，如过河卒子，只能向前。

　　陈希安先生告诉我，上个世纪40年代，他与师傅“塔王”沈俭安和师兄周云瑞在上海及苏锡常各个乡镇书场演出时的盛况。那席中的听客，是否曾有我祖父年轻时的身影？他曾有过一个优渥的少年时代，“荫下幼年曾富贵，怀中提抱掌中珍”，这是剧中方卿的身世，而座中更有戏中人。离开书场后，他们各自际遇如何？关于这一部分，我也再没机会问问爷爷了。

　　再没有任何悬念了。那些夏夜，我听得懂，听不懂，跟着把《珍珠塔》反反复复听了十来遍。所有的剧情都烂熟于心。但离开陈希安先生家的那晚，我又打开视频看他早年表演录像，此刻窗外蝉鸣渐起，亦如当年，我也像第一次坐在祖父膝头那样，看着眼前屏幕，直到吴侬软语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