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周一，上影演员剧团将在离开15年后正式回迁武康路，大家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也对往昔的怀念。杨在葆，这个从毕业到退休为上影演员剧团奉献了所有青春和热血的“硬汉”，日前在北京家中接受了晚报记者独家专访，他说：“我在上海待了四十年，它是我的第二故乡。在哪里听到上海话，我都觉得亲切。女儿每次来，我都会让她给我带十个大饼。”

　　上海 第二故乡

　　“你知道横浜桥吗？1955年我考上戏的时候，学校还叫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就在横浜桥。”63年前的旧事，一桩桩，一件件，杨在葆都印刻在心里。他记得从安徽宿县辗转十几个小时火车，到了老北站，叫了一辆黄鱼车，穿过带着烟火气的街巷，方才到了学校；记得考学的那个夏天，自己还从没见过电扇，也没见过穿泳衣的姑娘；也记得曾耿直地告诉考官，自己没见过钢琴，不会听谱识唱。但因为长得一脸英气，又身材硬挺，他被熊佛西院长误以为是“坦克兵”；也因为从小就爱好文艺，作为省重点高中的文体部长，读书时候就抄誊过《剧本》杂志里的长长短短的话剧，叫同学们一起排演……

　　秋天来报到入学的时候，学校已经搬到了华山路。“这次真切地感受到大上海了。尤其，我口袋里没有钱，只有一张政府给我开的贫困证明。”于是学校便“爽气”给了他人民甲等助学金，“就是学费、杂费你不用交了，还能在学校吃饭。”一岁就没了父亲的杨在葆感慨道，“我这四年学之所以能够读下来，那是政府用人民助学金培养的。”

　　《红日》 一炮打响

　　1959年毕业，1960年杨在葆就得到了一个角色。在汤晓丹执导的电影《红日》里，连长石东根算不上主角，但他却以充满激情和朝气的表演，鲜明地刻画了这个农民出身的基层指挥员，以战场上的英勇无畏和生活中的散漫霸气，颠覆了观众印象中“英雄”形象。其实去试装时候，杨在葆对自己并不满意，于是，杨在葆带着几分勉强和不自信地上了“战场”。但正是这个喝酒纵马的石连长，让他从当年同质化、脸谱化的英雄形象中突围而出，鲜活而立体。

　　如果说演连长是凭借自己在农村生活的经验，让人物扎实、生动，那么主演将军罗霄，杨在葆又一次没了底气。尤其《从奴隶到将军》作为197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重点影片，人物原型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将领、军事家罗炳辉。幸好，导演王炎支持他。杨在葆记得导演叫他“千万不要演，不要拿架子，越平常越好”。于是，放下了“高大全”，放下了所谓的将军派头，也放下了那些表演的套路和程式，杨在葆以深沉、粗犷而又不失细腻的表演，把一个由小奴隶、护国军士兵、国民党团长到红军将领的性格成长过程，不露痕迹地刻画出来，使这个淳朴、正直、刚毅、戎马一生的铮铮铁汉，鲜明地屹立于银幕之上。

　　硬汉 亦有柔情

　　同一时期，他还主演了影片《原野》，塑造了集正气、流气和匪气于一身，粗野刚烈、勇于反叛的人物仇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杨在葆又在《血，总是热的》中饰演厂长罗心刚——一个冲破重重阻力的改革者。他依据人物心理性格及所处的环境、时代背景，把人物那种大刀阔斧、处乱不惊的气度表现得恰到好处，为当时的银幕留下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硬汉形象，并获第4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和第7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但这部戏，拍得并不容易。“那时候出外景，最怕接到电话。”硬汉有点动情，因为那会儿跟他青梅竹马（高中、大学学妹）、一直都陪他对台词读剧本的妻子夏启英，积劳成疾患了尿毒症，正躺在上海的医院里，“经常是拍完一整天的戏，飞回上海，晚上熬一个通宵，在医院陪陪她，第二天一早又再飞回剧组去。”但就是这样，尽管想要“倾家荡产”，也没能再多留住夫人多一些时日。1984年，获得百花金鸡双奖的杨在葆，悄悄地做了一件事。他取出珍藏的一缕头发，和两块奖牌缠绕在一起，郑重地放进了妻子的骨灰盒里，“头发是重病时候，我帮她梳头时落下来的。”三十多年过去了，杨在葆讲起结发妻子，还是红了眼。

　　回看当年领奖的照片，杨在葆似乎“随便”地穿了一件黑色圆领汗衫，便去了。“当时她走了，我为了叫老岳母安心，就把所有的工资都留给她，不能让她觉得女儿走了，她在我这里寄人篱下。”于是，这个业已成名的电影明星，这个要去领全国大奖的中年男人，口袋里凑不够在百货商店买一件衬衫的钱，“这汗衫是我在太平庄一个路口地摊买的，一块零五分。”杨在葆乐呵地笑着说，“领奖那条西裤其实也穿了四五年，膝盖都有点烊掉了，我出发前到食堂要了碗稀饭，抹上去，又麻烦剧组（服装师）给烫了烫。你看，像新的一样。”

　　两年后，杨在葆再一次拿到了百花奖最佳男演员。这一次他凭的是自导自演的影片《代理市长》。这个为民请命、敢冒天条的“代理市长”，从剧本到筹拍，从人物设计到修改上映，杨在葆几乎倾注了全部的心血，连续四五个月时间里，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杨在葆说，是改革开放，鼓舞他创作出这样一部作品，也是身边一个个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勇于开拓、大胆革新的人民公仆，让他一定想让角色最后说出“若为百姓死，做鬼也风流”这句台词。

　　“我每拍一个戏，都会想，这戏有没有意义。”对待每一个剧本，杨在葆都要问问自己，这戏对社会有没有价值。他反对那些打着电影艺术的幌子去赚钱的行为；他憎恶那些胡说八道的剧本；“我很想演戏，但我不能把我自己给卖了。”他指着进门处的一幅书法，告诉我说那是妈妈从小教他的做人的道理，走近了看，上面写着“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

　　首席记者

　　孙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