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有“东方一枝花”之称。和到法院打官司等手段相比，“人民调解员”调解的时间快、成本低、履行率高，老百姓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尤其是《人民调解法》出台后，更为“人民调解员”调解撑了腰，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经过司法确认的人民调解书还具备了法律效力。

　　对于许多矛盾、尤其是复杂的家庭、社区矛盾等，不是几个金牌调解员就能包打天下的，更不是一经媒体曝光就能迎刃而解的。“人民调解员”在助推法治社区建设中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创新社区治理？昨天下午，围绕这些话题，一场研讨会在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召开。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融洽的邻里关系弥足珍贵，而在法治小区的建设中，“楼组调解员”比起居委会逐渐年轻化的工作队伍，在处理邻里矛盾纠纷更显现出其经验和人脉优势。为此，东明路街道在本市率先试点“一个楼组发展一个调解员”，组织起一支浩大的社区调解员队伍。

　　调解员们来自哪里？社区里的楼组长、志愿者、退休法官、律师等，具备一定法律服务经验和调解能力，还有一颗为社区公益服务的热心肠，都可以申请加入这支队伍，街道为符合条件的志愿者根据住所、意愿、年龄等形成“一人一档”。试点近两年来，已经有近3000个楼组编入2355名调解员，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小区里的“一地鸡毛”，调解员们不过和和稀泥、能派多大用场？在“楼组调解员”刚出现时，曾有人提出质疑。事实到底如何？根据数字显示，2015年以来，“楼组调解员”共上门走访1100余次，接待居民2000余次，调解各类邻里纠纷1670起，成为维护邻里和睦不可或缺的力量。

　　“楼组调解员”曾处理的一起棘手难题，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15年8月的一个凌晨，“嘭”的一声巨响，家住凌兆路某小区1楼的李阿姨和老伴从睡梦中惊醒。他俩呆了几秒，冲向发出声响的天井发现，家住5楼、90高龄的徐阿婆居然不幸坠落在一楼天井身亡。

　　悲剧发生后，一楼居民的子女情绪激动，坚决不让遗体从房间穿过，并要求五楼赔偿房屋贬值的损失；同时，李阿姨和老伴的心理阴影怎么消除，如何尽快走出这场意外的打击？一系列的问题让一楼和五楼居民的关系紧张，遗体仍在天井里停放着，矛盾一触即发。

　　作为这个楼的楼组长兼“楼组调解员”，袁阿姨从民俗入手，结合自己对楼组居民的了解，加上平时和居民们融洽的关系，入情入理地劝导双方。同时，她当机立断向民警和居委干部提出自己的想法，考虑到一楼居民认为遗体从房间里经过是“触霉头”，要设法让遗体直接从天井运出。这一做法让一楼老夫妻的感觉好了很多，也为后续的协商做好了铺垫。最终，双方在居委签订了调解协议书，由五楼居民出资修复并改造天井等，较圆满地解决了这起突发事件。

　　事实上，随着居民维权意识的增强、法治需求的加大，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社区治理方式已无法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也让社区干部疲于奔命、捉襟见肘。“楼组调解员”正是尝试在法治、自治、共治上寻找一个“三治融合”的结合点，抓住中国老百姓“和为贵”的传统，通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平衡各方利益、协调社会关系。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顾丽梅教授认为，现代的公共服务不能再由政府垄断，而是应该按照公民需求提供精准的服务，要尽量发挥社区自治的作用。其中，公民协商、契约意识的培养很重要。但在理论上说起来容易，实践起来却很难。通过“楼组调解员”的创新做法，为居民提供全覆盖的调解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培养、强化居民的契约意识、协商意识，才能最终推动法治的落地，提高社会的和谐程度。

　　如今，随着社会矛盾的日趋复杂，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民调解员已经各展所长。在医患纠纷领域，专业的医患纠纷调解员队伍已经建立起来，并走上职业化道路；在本市的高校，也已建立了人民调解专业，不断输送“新鲜血液”进入社会；“楼组调解员”的做法如果能在本市社区里逐渐推广开来，有望成为各种家庭、社区矛盾的“第一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