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将出生并成长于当地的年轻一代华裔居民称为“香蕉人”，即皮肤黄但内在质地已与白人无异，虽形象生动，却总还是有点不很尊重的意味。如果我把那些毕业于孔子学院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白人叫做“白皮红心萝卜”，他们能乐意吗？

　　不过，二十多年前出国的那些留学生们，如果还留于彼岸，如今都已成为那边的老爸老妈，他们的下一代，言行举止都已彻底洋化，一个个全成了“香蕉人”，这也已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了。

　　当了老爸老妈的老留学生们，血管里流着浸润了太多中华文化的血，倒是没几个真正被改造成“香蕉人”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骨子里还是很眷恋着思念着生养了自己的父母和哺育过自己的土地。有许多人，奋斗于那社会时操着流利洋文，回得家门就立即一口国语，甚或改回方言，上海阿拉、山东咱、陕西俺，鬓毛渐衰乡音不改。他们中更有不少人，即便是娶了或是嫁了老外的，一到周六周日，就扯上自己家里的孩子，逼着他们进入各地都在积极兴办的“中文学校”，让他们学说“我是中国人”，学唱中文歌，并且明白去年是龙年，今年则变成了蛇年。我听过一次中文学校的演讲比赛，赛题是“说说我们的中秋节”，学生须得自己写演讲稿。那些洋腔洋调的孩子们，从网上找到了许多与中秋节有关的信息，诸如中秋的来历啊，中秋的习俗啊，读得虽然疙里疙瘩，但内容倒也丰富得让人吃惊。而且，几乎所有参赛的小“香蕉人”，都引用了那首有“每逢佳节倍思亲”名句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准确地读出了“遍插茱萸少一人”中那极其难读的“茱萸”两字，真令人发噱而且不胜感慨。

　　那些做父母的，付着学费、开着车、押着孩子，数年如一日地在那中文学校里当着陪读爹娘。既是为了在旁督促，也是出于乡情乡恋，很多就在那中文学校里兼着课当起了老师，有些是义务的，也有的只象征性地收一点点微薄酬金。他们的那些小“香蕉”们，则如同我们国内的孩子们应付着英语考试一样，从“人口刀牛”学起，很不情愿，苦不堪言，却也不得不听从着父母训导，一步步地学起来。对于他们来说，英语已是母语，象形类的中文则是一门比同属拼读类的法语德语西班牙语都难学得多的外语，真能学到顺畅读写的，实在不多，甚至可说是凤毛麟角。

　　我听一位在中文学校任教的家长说过，这些小“香蕉”们，大多没有继承老祖宗的中文语言遗传基因。他们的舌头打着滚，说英语时顺溜得像滑冰，背起唐诗来却总像是在泥淖里拔不出腿来。他们跟到中国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来学中文的老外们一样，虽然拼读没甚太大问题，但大多四声不辨，要教会他们辨清“妈麻马骂”，十分的困难。他们最容易出错的是同音不同义的字和词。比如问他们“春节愉快”是什么意思，有个学生就举手说：就是过节时到中餐厅里的“鱼块”，上周日刚去吃过。教他们一句“不到长城非好汉”，他们很喜欢那里包含的励志精神，可是从中分出一个词来，问：“好汉”是什么啊？一学生就认真地说，是“good sweat”（好的汗）。最搞笑的是，一个已抵达中等水平的班级，学生们都已积累了不少词汇量了，让他们默写一组食品名，老师念，他们写，有个学生竟将“鲜贝汤”写成了“先辈汤”！

　　他们的先辈们，若看了不知是会哭还是会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