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申城10家单位被确定为“上海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

　　为啥要设联系点？一言以蔽之，为了民主立法、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科学立法，不容易。

　　曾经，哲人在《论法的精神》中告诫：“法律难免遇到立法者的感情和成见。”

　　今天，面对日益多元的利益群体的纷繁声音，立法者有足够的耐心去倾听吗，有足够的智慧去权衡吗，有足够的胆识去创新和抉择吗？

　　同时，立法者也时常反思：对那些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代表呼声较高的法规，制定和修改是否及时；这类法规往往矛盾比较集中，利益关系比较复杂，协调难度大，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智慧、魄力和韧劲，立良法，促善治。

　　立良法，促善治。立法机构要听专家学者、政府部门的专业意见，也要听广大市民的声音；互动，不只要依托媒体和网络，也要“面对面”；不只要收集意见，也要反馈采纳情况。

　　今天，就那些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与市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立法课题，充分听取基层意见建议，拓宽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不断提高立法质量——这，正是设立10个基层联系点的初衷。

　　10个点的设立，更深厚的背景，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市的时代要求。在基层，普及法治文化和法治文明，让法治思维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的渗透，会有不止一种方式和途径，而让市民参与与其生活关联密切的地方立法，让立法过程成为普法过程，无疑也是时代赋予的普法新方式。

　　今年，是“七五普法”的启动之年。普法30年，法律意识对人们行为方式的影响今非昔比，尤其是人们越来越关注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 但在“权利觉醒”的同时，“义务自觉”的缺失，却让不少法律的执行境遇尴尬。

　　当商品住宅小区成为一种主要的居住形态，业主成为一种由物权所赋予的新社会身份，没有一个业主不关心自己的房子是否升值，但是，又有多少业主关心小区专项维修资金够不够用？是不是该依法重新筹集？恐怕还有不少业主认为，修房子那是政府的事，到时候，自然会有政府包办。

　　这时，业主们似乎忘了自己的“义务”——对个人财产的维护义务，对小区公共事务的参与义务。结果，想要通过业主大会来决定筹集维修资金，难。

　　由此产生的一个悖论是：业主一方面格外看重权利，一方面又漠视义务，以致权利难以保障。当前小区物业管理中的诸多矛盾，便也因此产生。

　　而自《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实施之日起，在申城，吸烟便不再仅仅是个人习惯，而是被纳入规范的一种受限制的行为，很可能同他人权益、公众权益，以及法律规范发生冲突。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控烟”并非“禁烟”，这部地方法规并非剥夺吸烟者的权利，而是强调吸烟者在享有个人权利之时，依照规则让渡部分权利，以免侵害不吸烟者的权益。

　　但对一些人而言，“权利让渡”是如此艰难。即便面对“禁烟标识”，过于自我的权利意识，也让本该清醒的“法定义务”闭上了眼。一些地方的控烟监督员甚至被抽烟者说哭，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吸烟者假如只主张权利，不承担义务，甚至用个体的、群体的权利来损害他人的、社会的权利，那既是对法律与教养的漠视，也是对社会合作底线的破坏。

　　“权利觉醒”是社会进步、法治进步的一种写照；但权利要真正得以实现，必须与义务的履行同步。地方立法，如何既呵护“权利觉醒”，又推动“义务自觉”？双赢，需要让立法过程成为普法过程，让最后确认的规则，成为大多数人参与科学论证的规则。

　　西谚有云：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让立法的过程，成为普法的过程，不但是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新方式，这种方式本身也将指向一种结果——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经历了充分论证的立法，必然更可执行，立法权威、司法权威、法律权威，由此更被尊重。

　　这，也正是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法治价值。

　　最后，最重要的，这10家联系点的名字是：长宁区人民法院、市律师协会律师参政议政促进委员会、张江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黄浦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市绿色建筑协会、静安区人民政府江宁路街道办事处、上海人大工作研究会、七宝镇人大、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

　　10个点，作为地方立法的创意“试验田”，能否不负众望，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