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同事、前辈姜德明，日前送我一本新书《与巴金闲谈》。我们是邻居，隔窗能见，相呼可闻。他亲手面递，我躬身笑纳，题款墨迹未干，书上手温尚存。

　　回家展读，却感到另一种温馨——作家巴金和编辑姜德明的友情。书中收录了巴金写给姜德明的37封亲笔信，写于73岁至88岁，笔力不变，风格一贯。抬头款免姓，皆以同志称，彰显亲切。内容简约，却有情致。坦诚说事，如对挚友。或对约稿的回复，或谈写作的计划，或主动征询需要什么书，或评述图书出版事务，或慨叹文坛好友的辞世，或诉说自己文事繁忙，或惋惜健康今不如昔，提得较多的是文学馆之事，字里行间，多说文事，也叙家常。他比姜大25岁，但无辈分高低之感。他给姜写第一封信时，已是70多岁，姜才40多岁。论辈分，一个是老年人，一个是年轻人；论身份，一个是大作家，一个是当时的普通编辑。但在信中，没有居高临下的口气，有的是礼貌、谦恭、平和与实话实说。对于约稿，应与不应，都予回信。没有简单生硬的拒绝，没有言不由衷的敷衍。主动投稿时，则表示出征询的意向，不让姜编辑为难。信中透露出来的，是一个作者和一个编辑的正常和良好的关系，其中充盈着真诚的友情。

　　巴金也做过编辑，并且是很成功、卓有成就、很有风范的编辑。他曾创办中国出版史上很有影响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并出任总编辑，为许多不知名的青年发表和出版过作品，发现和推荐了许多青年作家。他不拘一格选拔青年作家，不惜精力和资金为他们做嫁衣，例如为文坛新秀曹禺、卞之琳、沈从文、李健吾等，出版了广有影响的作品如《雷雨》等。十几年间，经过他的手送到印刷局去的书稿就有几百种。作为编辑，巴金显示出伟大的人格。

　　从1965年到1996年，姜德明共见过巴金15次。每次见面，都有一篇文章追叙。文章都再现了见面和闲谈的情状，巴金的亲切随和，平易近人，跃然纸上。等待客人，总是到大门口或大厅里，交谈总是从从容容，无章无序，自由自在，主客都无拘束。共同的话题，总是常说常新。谈书是常有的话题，巴老常问姜需要什么书，并让他在自己的书架里找。巴金说他最挂心的是现代文学馆的事，呼吁作家用稿费支持文学馆，把自己的藏书捐给文学馆。“除了一支笔，我一无所有。”巴老常以此话相告，表示不会把笔放下。80多岁时，他说他“手抖得厉害，一天只能写几百字，但还要练还要写”。他说他也爱看电视剧，日本的《姿三四郎》，他天天都按时看。

　　编辑和作家，是互相依存的群体。巴金为编辑为作家，都没有私心，不图私利，皆立良好风范，成为后辈楷模。姜德明珍藏巴金书信37封，并著《与巴金闲谈》，他珍藏的是一种闪光的风范，诠释的是一种富有魅力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