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差点儿被炸死　

　　那天中午，大家围在桌前吃饭，忽然一声巨响，天也黑了，还有暴雨似的哗哗声。妈妈一跃而起奔去开楼梯间的门。门开了，天也亮了，声音也没了。大家正惊愣着，袁妈跑到饭厅来，看见大小都完好无损，才哆嗦着嘴唇说是炮弹掉院子里了。大家跑到旁边一看，那空闲地基边上有一堆土，满院子都是石头泥块，还有黑的弹片，方才一黑原来是土块迸射遮的。大家都连声说“好险”“万幸”。袁妈说她正在窗前念经，看见一个大黑球过来削断了一排棕榈树，改了方向顺着那小坡滚下，院子火光一闪，轰的一下，把她震得退了几步，这都是天主保佑的。妈妈倒没说感谢天主，只说若是掉到房上，正好大家在一块儿，都炸死也就算了，要是炸残废了，或者剩下几个，就难活了。当天下午，她就到胡惠德医院去租了一间从上往下数第三层的小病房——开战后，病人差不多都走光了，空房间多得很。这样，大家不用再挤在楼梯下，打炮时就去小房间的床上“排排坐”，晚上不打炮就回家睡觉。胡惠德医生的家就在医院旁边，他家也到医院里避弹。胡医生的小儿子比我小一点儿。他带着我们兄妹在医院里玩，从顶楼跑到底层，再从另一边楼梯跑上去。医院楼层多，过道拐来拐去，我们在里面捉迷藏就像入了迷魂阵，开心之至，以前对医院的紧张感全烟消云散了。

　　有一个傍晚，我和哥哥在医院门厅玩，看见有汽车开过。本来这条路是不准走汽车的，我们便到路边去看，一下看见了我学校的秘书、英国人白伦斯女士，开着一辆货车往坡下走。我们离开学校好些日子了，看到老师特别高兴，不由得欢呼雀跃。老师也看见我们，笑着跟我们招手，慢慢地开了过去。我目送着，当车的尾部展现在我的眼前时，我就像胸口挨了致人眩晕的一击——后面是两条被齐齐炸断的腿！人躺在车厢里看不见，这两个截面，白的骨头，红的肉，太吓人了。我的感官和心灵都还没有承受过这么大的刺激，也没有这种准备。我忍着哭，好像也不是要哭，胸口压着，呼吸都困难起来。一连好些日子，这可怕的画面老在我眼前，觉也睡不好，吃也没胃口。炮弹掉在院子里只是惊了一下，随后就庆幸开心起来，而这两条断腿的印象竟纠缠了我数十年。有一天，我家那只黑白花的小狗多利像往常一样被放出去撒欢，可到傍晚还没有回来。哥哥扒在窗前盯着院子大门，呜呜地哭得怪可怜。我也喜欢多利，可我不抱什么希望，它肯定是被人捉去吃了。炮火连天，人还死呢，何况狗乎！这大概是哥哥在战争中最伤心的事了。

　　开战十几天了，日本的炮越打越近，弹丸之地的香港岛估计坚持不了多久。一天在饭桌上，陈八叔说：“日本人来了，我就当顺民。”哥哥忽地一下拍案而起，直瞪着眼睛冲他大喊：“你这是想当亡国奴，没准儿还要当汉奸呢！”在我家，冲长辈大声嚷嚷属于“没样子”，是绝对不许可的。陈八叔反倒哈哈大笑说：“看把小苓气得，真是爱国！”也不知他是表扬我哥哥，还是在揶揄他。袁妈把哥哥拽走算完事。可是日本人来后，“亡国奴”就不是谁想当或不想当的事情了。香港史称“黑色圣诞”的1941年12月25日晚，港英政府挂白旗投降日军了。第二天早上人们才知道。我下坡去接水，看见路上丢了好几件巡逻队的制服，还有防毒面具。我看面具好玩儿，拾了一个，被刘妈随即扔掉，说日本人看见要杀头的。怪不得都扔在路上了。炮是不响了，但山下市区时有枪声，也不知是谁打谁。有人来告诉妈妈防“烂仔”（地痞流氓）来抢，若来了就敲锅盆，大家邻里互救。还算幸运，“烂仔”没来，可日本人来抢了。日本人由两个汉奸带着，他拿着支大枪，站在门边。两个汉奸掏出个布告样的纸片给妈妈看，说是要“借”被子给“皇军”，就径直到卧室去拿。袁妈扑到被子上按住，说：“这个正盖着的，不能拿。”他们又去拽另一床被，袁妈又扑上去按住。妈妈怕汉奸要打袁妈，赶快去把贝特兰盖的那床被拿来给他们。他们还要，又给了一床挺厚的俄国毛毯。他们还不走，又给了一床薄些的被子，才算不出声了。走到楼梯口，妈妈追上去要汉奸写个“借条”，汉奸倒是写了。他们走后，妈妈把“借条”贴在大门外面。也许是起了作用，抢被子的没再来，可抢房子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