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谋起义 不幸被截 

　　张丕烈决心走方枕流的起义道路，把“海辰”轮开到解放区去！他与严敦烨商量后，派业务主任老张去香港，寻找共产党组织。1949年12月11日，老张向台北招商局请假，偷偷地乘飞机去香港找老朋友、“海康”轮业务主任顾文彬。 

　　顾文彬由于不愿去台湾运兵，请假留在香港。地下党员朱叔和奉命赴港，策反香港招商分局起义。朱认识香港招商分局经理汤传箎，对他和副经理陈天骏进行策反。其实汤、陈二人已接受地下党指示，三人一拍即合，分工联络各船船长、轮机长、业务主任三大负责人。顾文彬见老张来联系“海辰”轮起义的事，告知老张当前大多数船员都希望早日回大陆、回上海，香港招商分局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起义，希望有机会张丕烈把“海辰”轮也开到香港来参加起义，并说：若要驶往北方解放区也可，还告知了联系方式。老张回到台湾，把这些重要信息告诉张丕烈。张丕烈一听，满怀喜悦，马上与严敦烨密商，通过老张去发动船员。 

　　严敦烨把收到的“海辽”轮胜利起义到达东北的电讯，在船员中传播，鼓励大家走“海辽”轮的道路。很多船员担心半途遇上国民党军舰拦截，于是，张丕烈船长对船员说：“遇到军舰拦截，大家都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说这是船长的命令！” 

　　1950年3月，“海辰轮”装货离开高雄，驶往日本广岛东南面的吴港。一路上，张丕烈找严敦烨商量，反复研究，认为这次驶离日本吴港是举行起义的好机会。船到吴港，利用卸货时间，张丕烈把3000日元交给严敦烨，嘱咐他去码头附近找家旅馆，租间客房，召开不当班的船员会议，进行动员。会上，张丕烈激动地向大家发表演讲，希望大家把船开回祖国大陆，与亲人团聚。到会的船员纷纷签名，拥护起义。 

　　谁知，船上饭老板王荫生听到一个船员讲船将要开往青岛的事后，马上失魂落魄，心事重重。旧社会船员的伙食由饭老板承包，所以他经常克扣船员伙食。船员气愤时，常把饭碗菜碟丢入大海泄愤，骂他：“饭乌龟，老剥皮！”王荫生因此怀恨在心。 

　　1950年3月14日，“海辰”轮从日本吴港开出。王荫生带了两个“黄鱼”（偷渡者）和一批走私物到高雄去。“海辰”轮准备起义开往青岛，王荫生竭力反对。他有一个儿子在高雄宪兵司令部当宪兵，打算通过他告密。 

　　“海辰”轮在吴港卸完货物后，启航离开日本。根据台北招商局的命令，应该向南开往高雄。张丕烈改向西开，想驾驶“海辰”轮越过韩国济州岛、小黑山岛。夜幕降临，月光明亮，海面上视线还好，张丕烈高度紧张和激动。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他用望远镜扫视黄海海面，担心遇到国民党军舰。船转向西北时，突然发现船尾有条黑影快速驶来。临近一看，果然是艘国民党军舰。舰船接近后，打灯语询问“海辰”轮船名等内容。张丕烈马上命令改变航向向南，但已被国民党军舰怀疑，紧跟不舍，监视着“海辰”轮。船员们倒抽冷气，问张丕烈怎么办。张丕烈左思右想，心有不甘，却无良策。 

　　电报房里，严敦烨沙沙地抄着台北招商局发给“海辰”轮的电报，然后走上驾驶台，把电报交给张丕烈，说：“船长，局里又来电报，命令船直开高雄！”张丕烈捏着电报，望着军舰上的炮口好像在移动，军舰上不少黑影在行动。在这种威迫下，他只得命令船向高雄驶去。 

　　宁死不屈 血洒台北 

　　3月17日，“海辰”轮驶入高雄港。理货员走到张事务长房间，轻声地说：“不好，有两个陌生人藏在船尾舱里！” 

　　“啊！竟有这事？”张事务长大吃一惊，立即向张丕烈船长报告。张丕烈闻言，悔恨自己在日本吴港检查不严。怪不得海上会“巧”遇军舰，原来早已有人潜伏在船上。 

　　船靠码头，事务长亲自审问两个陌生人：“是啥人把你们藏到船上的？”这两个人冷笑不语。这时王荫生走来，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是我姓王的带上来的，又怎么地？” 

　　事务长气得嘴唇发青，满腔怒火，斥责王荫生，船员们也纷纷指责。王见势不妙，便威胁说：“哼，现在到了台湾，看哪个狠，看哪个厉害？我儿子在宪兵司令部做事！” 

　　晚上，王荫生把当宪兵的儿子带到“海辰”轮上，领进与自己谈得来的那个船员的房间里。这个船员曾把参加吴港起义动员会情况透露给王荫生。他经不起王荫生儿子的纠缠和追问，加上王荫生在一旁施压，终于泄露了张丕烈、严敦烨在船员会上的讲话。王的儿子了解到张丕烈动员起义的事，如获至宝，便返回宪兵司令部告密。 

　　3月22日，高雄宪兵司令部接到报告后，派出一卡车宪兵，端着枪冲上“海辰”轮，把张丕烈、严敦烨、张事务长、理货员等人戴上手铐，押到宪兵司令部。随即对张丕烈、严敦烨进行严刑拷打。两人宁死不屈，不肯牵连别人。不久便被押赴台北，投入宪兵司令部军法处设在台北的监狱里。 

　　1950年1月15日，香港招商分局和13艘轮船起义，继而“海玄”轮在新加坡起义，4月1日万吨级油轮“永灏”起义，脱离国民党，投向新中国。国民党对众多招商局船舶起义非常痛恨。为了遏止起义势头，便以屠杀恐吓广大船员。1950年5月30日，台北宪兵司令部军事法院以“准备发动叛乱”的罪名，宣判张丕烈、严敦烨为无期徒刑，后蒋介石改为死刑。1950年7月12日凌晨5时，当张丕烈被推到马场町刑场沙堆顶上时，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见脚下高低不平，还提出要站到平坦的地方上去。严敦烨也跟着提要求说：“我也要站到平坦的地方。” 

　　随着宪兵罪恶的枪声，英雄船长张丕烈、报务主任严敦烨，为新中国献出了宝贵生命。同情他俩的友人，把他俩骨灰安放在台北一家殡仪馆里。张丕烈就义时只有53岁。

　　美国之音广播张、严两人被台湾当局杀害的消息传到上海时，招商局原副总经理黄慕宗也收到一封海外来信，介绍了张丕烈与严敦烨准备驾船起义、后被台湾当局杀害的经过。 

　　1950年10月14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根据可靠消息，致函国营轮船总公司（由招商总局改名）军管会总代表于眉、邓寅冬，明确提出张丕烈、严敦烨因起义失败，而在台湾遭到国民党杀害。“应予抚恤”，“追悼会可由海员工会负责召集举行。”于眉与邓寅冬亲自登门慰问顾宝玲女士与女儿张月如等亲属，并颁发了抚恤金。海员工会在位于淮海中路八仙桥的国恩禅寺隆重召开张、严烈士追悼大会，轮船总公司军管会送来挽联：“为国牺牲，功垂史册”。 

　　1952年2月，华东军政委员会追认张丕烈、严敦烨为烈士，并颁发了由毛泽东主席签发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文革”后期改换革命烈士证书）。 

　　(摘自《上海滩》201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