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咖名片:

　　贾平凹，陕西省丹凤县人，著名作家。他是我国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和文学奇才，是一位当代中国最具叛逆性、最富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入中国和世界文学史册的为数不多的著名文学家之一。被誉为“鬼才”。代表作有《秦腔》《高兴》《心迹》《爱的踪迹》等，曾获多次文学大奖。

　　提到贾平凹，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在从小到大的语文课本或者是课外书籍上，大家都或多或少的读过他的作品，从饱受争议的《废都》到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秦腔》，再到最近的《老生》，每一部作品都富有着浓郁的人文和地域气息，翻开他的作品，八百里秦川仿佛就那样真真切切地出现在自己的眼前。近日，贾平凹老先生来上海进行了《品种、招魂和家园》的演讲。笔者有幸作为华东理工大学分会场的一员聆听了这次演讲。 

　　依恋故土

　　“我是商洛的品种” 

　　“我必须逢年过节就回故乡，去参加老亲世故的寿辰、婚嫁、丧葬，行门户，吃宴席，我一进村镇的街道，村镇人并不看重我是个作家，只是说:贾家老四的儿子回来了!我得赶紧上前递纸烟。我城里小屋在相当长的年月里都是故乡在省城的办事处，我备了一大摞粗瓷海碗，几张钢丝床，小屋里一来人肯定要吃捞面，腥油拌的辣子，大疙瘩蒜，喝酒就划拳，惹得同楼道的人家怒目而视。所以，棣花街上发生了任何事，比如谁得了孙子，是顺生还是横生，谁又死了，埋完人后的饭是上了一道肉还是两道肉，谁家的媳妇不会过日子，谁家兄弟分家为一个筐篮成了仇人，我全知道。” 

　　——《秦腔》后记

　　如果说故乡作家的浸润是一块胎记，那么作家对于故乡的文学塑造就成为故乡的一张名片：从沈从文的笔下知晓湘西边城凤凰，在鲁迅的书中徜徉江南水乡绍兴，在迟子建的文中领略漠河皑皑白雪……在贾平凹的描绘里，我们知道秦之头、楚之尾上那片商山洛水的存在。“我是商洛的一棵草木，一块石头，一只鸟，一只兔，一块萝卜，一个红薯，是商洛品种，是商洛制造。” 

　　商洛市位于陕西省东南部，地处秦岭山地，因境内的“商山洛水”而得名。商洛六县一市，自古以来是通往中原和湘楚的必经之地。贾平凹在商州棣花街这片土地上生活了19年。19岁之前，贾平凹没有走出过棣花街方圆三十里。小时候的他留着盖盖头，穿草鞋，会做各种农活。自小多病，却从未去过医院。少时他在祠堂改成的教室里学会了认字，还在不知不觉间学会了秦腔，写对联和铭锦。贾平凹生长在一个22口人的大家族里，父亲排行老四，在三位兄长的供养下成了贾家第一个有文化的人，一辈子教书乡间。1972年考上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后，贾平凹独自一人来到城市。个子不高的乡村少年贾平凹面对城市的一切，时常感到自卑：“我现在是满身土气，满口土话的人，和一般穿毛翻领的人不敢攀谈。” 

　　城市对于他而言更多的是疏离，那片秦川故土则是贾平凹心里永久的牵挂。“至今，我的胃里仍是洋芋糊汤的记忆，我的口音仍然是秦岭南坡的腔调。”从开始创作至今，贾平凹写下了近千万的文字，几乎每一部作品里面都有商洛的影子和痕迹。从早年的《山地笔记》，后来的《商州三录》《浮躁》，再后来的《废都》《妊娠》《高老庄》，以及《秦腔》《古炉》和《老生》，都是文学的商洛。 

　　笔耕不辍

　　“我有使命不敢怠慢” 

　　我有使命不敢怠慢。我在书房悬挂了一块匾:待星可披。意思是什么时候星光才能照着我啊。而我能做到的就是在屋里安了一尊佛像和一尊土地神。佛法无边，可以惠泽众生，土地神则护守住我那房子和我的灵魂。 

　　——贾平凹《鹤梦不离云》

　　众所周知，贾平凹是以高产著称的作家。同行者纷纷搁笔之时，贾平凹凭借稳定的创作状态、不断寻求突破的企图、将文学注入历史真实的时代责任感，以平均两年一部的速度进行长篇严肃文学创作。从1974年发表作品至今，累计发表了近千万的文字。继《古炉》《带灯》之后，2014年下半年，花甲之年他推出长篇新作《老生》，被众多媒体誉为勤奋高产、当之无愧的“文坛劳模”。 

　　贾平凹把写作当做一项事业来看待。贾平凹说：“自己不能让小说写得太顺溜，在面对原始具象，要把它写出来时，不能写得太熟太滑，如何求生求涩，这又是我万般警觉和小心的事。写小说既要有造物主的眼光，又要有芸芸众生的眼光，你才能观察到人的独特性。”他一直致力于用自己的笔触去描写真正的生活，而不是脱离现实。他的作品还有一大特色，字里行间透露着一种“松弛和从容”。“当我们面对这百年历史时，我们要勇敢、真诚，当写作的时候则要忘掉这是历史”。他的作品还有一种与现代快节奏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慢，因为，“任何一本书都是写给一部分人看的，尤其阅读小说是繁忙紧张的生活，工作之后的一种享受，它是要慢慢来的。” 

　　著作等身，贾平凹却一直保持着难得的谦和。“人的一生实在是太短了，干不了几件事。当我选择了写作，就退化了别的生存功能，虽不敢懈怠，但自知器格简陋，才质单薄，无法达到我向往的境界，无法完成我追求的作品。别人或许是在建造故宫，我只是经营农家四合院。”对于争议，贾老也有自己的看法：“小说是我营造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多义的，任由去理解。” 

　　演讲现场有读者问贾平凹，是如何长久地保持创作的激情与兴奋点。只见他举起一只拳头比划：“如果一头猪不好好吃，本该长120斤，结果只长了80斤，灵魂从原来这么大，最后缩成了拳头般大小，下一世便只能投做一只弱小的动物。无论怎样的身份，无论生命里哪个阶段，把自己尽量做好，才对得起胸中情怀。” 

　　平凹其人

　　“我想让人不变得那么坏” 

　　姓贾，名平凹，无字无号；娘呼“平娃”，理想于顺通；我写“平凹”，正视于崎岖。一字之改，音同形异，两代人心境可见也。 

　　生于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孕胎期娘并未梦星月入怀，生产时亦没有祥云罩屋。幼年外祖母从不讲甚神话，少年更不得家庭艺术熏陶。祖宗三代平民百姓，我辈哪能显发达贵。原籍陕西丹凤，实为深谷野洼；五谷都长而不丰，山高水长却清秀。 

　　离家十年，季季归里；因无“衣锦还乡”之欲，便没“无颜见江东父老”之愧。 

　　先读书，后务农，又读书，再做编辑;苦于心实，不能仕途，拙于言辞，难会经济;捉笔涂墨，纯属滥竽充数。若问出版的那几本小书，皆是速朽玩意儿，哪敢在此列出名目呢。如此而已。 

　　——贾平凹《我的小传》

　　女儿贾浅浅评价贾平凹：他是老人的意识，娃娃的脾气；道家的风骨，农民的形象。贾平凹的性格来自父亲，灵气来自母亲。父亲不仅教他温良恭俭让，商州还有“忍柿”（忍事）的习惯。1982年，贾平凹第一次因为创作而遭受批判。老贾先生忧心忡忡，却对儿子说：娃啊，咱没事不要找事，有事不要怕事。贾平凹在《带灯》中说道：我只想要我接触到的人不变得那么坏。 

　　60年代初闹饥荒，想吃肉，他和弟弟合伙勒死了一只猫。弟弟把猫挂在门栓上剥皮，他却在屋后偷偷地抹眼泪。上大学的时候，班上一对男女在花园说悄悄话，据说脸皮擦到了一起，有人要他作证，他一口咬定没看见，因此没有当上团小组长。好友莫言曾说过这样一件事：1986年莫言和贾平凹还素不相识，当时莫言和同学要去西安安顿又没熟人，就试着给贾平凹发了一封电报，希望他可以去接站。那天火车晚点四个小时，莫言和同学到的时候广场上已经没有人了，喊了半天“贾平凹”也见人影。大家都说莫言自作多情，你不认识人家，人家凭什么过来接你？后来很多年以后，莫言偶然间读到了一片文章，才知道那天贾平凹真的去接他了，举了一个皮包，皮包上写着“莫言”两个字。在广场上转了好久，到处问，没人理他。 

　　贾平凹对故乡有着深切的情感，离开家乡多年，却始终没有忘记故乡的人。“在长达数十年中，商洛人去西安见我，我从来好烟好茶好脸好心地相待，不敢一丝怠慢，商洛人让我办事，我总是满口应允，四蹄跑着尽力而为。”老家人要进城看病，或者说是孩子上学，有事常来找他。他坦诚，有时也心烦，但不忍心，特别是看病的，“父母在哪儿，故乡就在哪儿。咱斩不断，斩断咋回去？” 

　　贾平凹不写是非，不辩褒贬，只用坦率和真诚铺展着生活的根茎叶脉，叙述着社会发展的因果源流。在他的世界里，作家的灵魂在文字之上，他的日常生活是他心性的倒影：平静的人，华丽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