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5月份开始，徐汇区湖南街道与著名作家陈丹燕一起，对始建于1924年的武康大楼进行口述历史研究，对久居此大楼的中外居民代表进行访谈，目前已完成了十几户。这个名为“湖南街道口述史”的项目究竟是因何而起，在采访录制过程中又收获哪些意想不到的成果？

　　湖南街道日前举办了《社区记忆是城市更新的生命力所在：以武康大楼居民口述史为例》的城市更新论坛，特意赶来参加活动的湖南社区居民从中找到了答案。

　　■ 记者 金霏 整理报道 王超 摄

　　陈丹燕：我从小生活在“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所以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受过它很多恩惠，也在想用什么办法来回馈这个街区。今天我们从一幢建筑说起，坐在我身边的这两位，一位是父母官——湖南路街道办事处主任李侃，一位是帮助社区更新的建筑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沙永杰。沙老师曾作为总规划师主持了武康路风貌道路保护性整治工程，并出版了《上海武康路》一书。我一直对沙老师说，那是我迄今为止看到过的最漂亮的规划图纸，为此很佩服他，所以这次一定要把沙老师找来，想问他当时在规划武康路的时候，哪些做到了，哪些还没能做到？

　　沙永杰：武康路项目的意义并不是为了旅游，而是像解剖麻雀似地进行了一次精细化的城市更新的实践探索。做好这个规划要仔细，这里是上海的中心区域，但又不是纯粹的住宅区，同时它破败的情况也非常明显，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与几个助手一段一段围墙查：一个地块有几个墙墩，有几个垃圾箱，地砖是什么样式和颜色，路边每棵树的树冠直径多少米……全部查清楚。这里的每一段围墙都很有意思，最好看的是进公寓的入口，顶上有一盏灯，露出的地面还可以看出各家不同的台阶，非常恬静。可见这里的居民想在大都市里追求田园的感觉。我认为，这是自然与城市便利最佳结合的区域，在上海、甚至在亚洲都很少见到这么大的一个片区。可以说，当时的中外居民在上海最早实现了“田园城市的理想模式”。

　　陈丹燕：沙老师让我们觉得自己很“富”哦，能再说说武康大楼的价值吗？

　　沙永杰：当时我走进武康大楼，可以看到建筑师的设计能力和马赛克的质量，时隔那么多年，我甚至可以想象当时工人施工的样子，水平非常高，但这幢楼的历史欠账也很多。所以当时我又拟了一套对武康大楼非常详尽的修缮意见，包括如何谨慎安装晒衣架、消防设施，以及不允许在外墙面做泛光灯等等。我始终认为，老建筑的利益要归结它们真正的主人，而不是开发单位。

　　陈丹燕：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做口述史，我觉得武康路商业发展得很快，它的人文历史很快会被商业历史所替代，所以要通过居民的叙述，让我们知道武康大楼原来的内部结构、装饰样式，这些资料现在不一定用得上，但留到哪一天，我们有能力对这个建筑进行全面复原的时候有一个参照，不至于将它破坏，或者做成与原来不相干的样子。我很感谢李侃主任，他尽了一个地方政府官员的职责，我至今想问问李主任，当时他一口答应做口述历史的时候，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李侃：今天这样的一种对话，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这两位是我到湖南街道之后，陆续认识的对湖南社区将起到特殊意义的合作伙伴。之前我就看过沙老师的《上海武康路》，感动于他是用学术的态度、学者的执著认真来对待城市的更新，做出来的东西必然也会继续留存下去。所以当丹燕老师提出做口述历史的想法时，我当时真没有多想，基于湖南社区厚重的人文底蕴和悠久的历史，就觉得这个事情湖南街道应该做。

　　随着1914年法租界第三次大幅扩张，湖南社区当时已成为代表上海规划与建设水平的区域，此后历经百年历史，很多居民从二十多岁住到八九十岁。从政府管理者的角度来看，社区记忆是城市更新的生命力所在，很多领导和专家学者都希望能留住历史文脉与城市记忆，所以我们下定决心要做口述历史，并且更多地落到这个社区的点点滴滴，落在社会的真实的存在。费孝通先生曾说，文化得靠记忆，是在个人的今昔之间，在社会的世代之间，由个体形成集体而留下来的。在完成武康大楼口述史之后，湖南街道还会做一个家族、一条弄堂、一个街区的口述史，可能会将这些资料放入社区学校，任何一个走进湖南社区的市民都可以来免费聆听。

　　陈丹燕：我在访问英国时得知，因为圣潘克拉斯火车站扩建，搬迁了一部分居民，所有搬走的居民都有一个口述史：什么时候搬来此处，家里的情况是怎样。每户居民都有一个小小的录音带，这个录音带放在大英图书馆，只要有借书卡，想听谁家的故事就可以拿起耳麦倾听。我们对口述者的要求，一是经历过足够的历史阶段；二是能够讲清楚自己的经历及细节；三是要有公益心，愿意拿自己的记忆与大家分享。回忆过去并不容易，它有许多艰难和伤感的部分，但如果个人的回忆能够成为这个街区甚至整个城市记忆的一部分，回忆带来的痛苦是可以跨越的。现在我们有请两位居民上台。

　　许宝英：我1959年就住在这里了，站在我家的窗台能望见对面红顶白墙的宋庆龄居住的花园。有一次，我还看到宋庆龄在喂鸽子呢。还有一次，我阳台上养的鸡飞到宋庆龄的花园里去了，工作人员看到后立即就送过来了，非常友善。有一次琼花开，宋庆龄回来了，毛主席也来了。但我们相隔太远了，看不清楚，只是看到车子进去，后来听说是毛主席来了，周总理也来过。

　　周炳揆：我从上幼儿园开始就住在这里，记得小时候大楼下面有一个半圆形围廊，围廊里有很多小摊，吃的玩的都有，问父亲要些钱，买个游戏棒就能玩好一阵子。大家都知道武康大楼曾经有过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诺曼底公寓”，但知道另外一个别名的人或许并不多。在特殊时期，因为这是当时上海西区屈指可数的高层建筑，一些人登上武康大楼，从高处跳下结束自己的生命。因此大楼一度还有个不好听的名字——上海跳水池。我曾亲眼目睹自己的邻居走上了不归之路。

　　陈丹燕：我们的采访团队告诉我，周先生的父亲是建筑师，80多岁时还定期蹲在地上给地板打蜡，窗户也擦拭得一尘不染。父亲去世后，对建筑的保护和热爱则传递给了后辈。周先生的家没有一处是经过改造的，让每个进去的人都能看到它的原状。

　　周炳揆：父亲用心保护着这个小小的单元，我也要在我的能力范围内保护好房子原来的样子。来采访我的是《新民晚报》原总编辑陈保平老师，我向他建议说，今后武康大楼再要制定修缮方案的时候，多听听居民的意见。

　　陈丹燕：请口述者来到现场，就是要告诉大家，能够捐献记忆的人，是对自己生活的社区非常热爱的人。下个月在武康大楼还会有一个小型展览，这是在给武康大楼居民做口述史的过程中，居民捐献出来与大楼有关的物件，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前去参观。

　　同时，我们也从这个项目看到基层政府的力量，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保护老百姓，其中一条就是保护老百姓的记忆。最后代表我们的团队说一两句话，团队成员都是捐一点时间、捐一点设备，而正是这种方式反而能做成这件事。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