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实录

　　唐晔：青光眼病人挺纠结的，还特别愿意找网上似是而非的资料问医生，您如何同他们沟通呢？

　　孙兴怀：遇到一些特意让我判断是不是别家医院做坏了手术的病人，我会说，医生跟你有仇吗？没有。是你自己找他去看的吗？是的。术前告知风险了吗？说了。我说，每一个医生都想把病人治好，他有什么动机做坏手术呢？他可能为你这个病人一个月没吃好、没睡好，但是你都不知道。可能我经验比这位医生丰富，我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成功，但我会保证尽百分之百努力——因为病情的变化很难讲，医生并不是万能。这样一讲，患者就觉得有道理，能够理解了。

　　其实这话不该医生讲，患者本应该有这样的意识，但是社会对医生的期望值太高了，认为只要花钱，就能达到所有的目标，其实医学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有时候病人来了大手一挥：全部给我开最贵的药。我哭笑不得。我不会给你开最贵的药，我只会开最合适的。不是贵的就适合了，几块钱的就一定差。但是人们就觉得，只要花了大钱病就一定好。这是个误区。适宜的东西，是最强大的。我给病人的，一定是最合适的，而不一定是最新的、最贵的。

　　1997年全国首家建立上海市青光眼患者俱乐部，从生物物理模式提升到生物—心理—社会的模式；率先在国内开展外路小梁切开术、青光眼减压阀植入术、非穿透小梁手术、引流钉植入术等治疗各种青光眼；连续举办了十七届中国（上海）国际眼科学及眼视光学学术大会，1998年起每年举办国家级医学继续教育青光眼诊治进展学习班，培训各地眼科医生数千名……所有的这一切，都离不开孙兴怀这个名字。

　　从当了近11年的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院长的位上卸任，他身后留下的财富是炫目的：哈佛大学眼科全球两个合作伙伴之一，住院医生培训基地的上海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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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于医学家庭，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护士，纵使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也浇不灭他们的医疗热情。1962年，孙兴怀在安徽农村出生，直到他上大学，全家7人仅靠父母不足70元收入维持生活。1976年周总理去世，他在作文中写到，长大后立志学医，救治像周总理那样的伟大人物。

　　他是国内治疗青光眼的顶尖高手，越来越多、越来越难的病人都辗转集中到他这里，他坦言如履薄冰，每天就在走钢丝，不但自己走，还要告诉病人，期望值不要太高，青光眼毕竟是不可逆的，医生不是神。

　　“但是，如果没有人冒险，医学就不会进步了。有的高年资医生，为了保住自己的江湖地位，故意挑没有难度的手术做，我不喜欢这样，声誉是一定要爱惜的，但是在病人有可能挽回的光明面前，值得谨慎一搏。”他说。

　　一位9岁的孩子，患有先天性青光眼，在北京手术后一只眼睛已经爆发性出血失明，另一只眼睛不敢做手术，但升高的眼压控制不住。到孙兴怀这里，母亲跪下恳求他再试一次。孩子仅有一只眼睛存有视力，又有手术眼出血失明的先例，手术难度、心理压力自然很大，但孙兴怀更明白，“如果不做，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完全失明。”于是他仔细思索，爆发性出血原因在于突然降压，眼球撑大后有了可压缩的空间，血管渗漏后的积液进入脉络膜上腔造成脉络膜高度脱离，进而将血管拉断，导致爆发性出血。这种情况如何缓解？眼压降下来就会有渗液，如在旁边开个口，一有渗液就能排出，那么就可以避免渗液造成的脉络膜高度脱离，是否就能防止血管被拉断？最终手术在这个孩子身上成功了。当时大家激动万分，摸摸背后竟是一身冷汗。去年，21岁的孩子再次前来复查，十几年过去了，眼睛的情况依旧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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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兴怀对现在的教育颇有微词，“我们的医学教育痛失人文培养，并且使社会的诚信降低到冰点。学医是一件人文的事情，人文的素养比医疗技术更重要。在欧美，想成为医生，必须要做过几百个小时的义工志愿者，这可以确定你是否有爱人之心。”

　　除了“沉默的窃贼”，青光眼还是眼科中最典型的身心疾病。青光眼病人很敏感，心理变化很大，病人的心理、情绪影响着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曾经有位患者看完门诊后不放心，过一会又回来咨询，同样的问题来回问了七次。孙兴怀对此一直强调，医生要学些心理学，了解病人的心理，从病人语言和动作上分析判断，再根据情况对待。“有些事你一定要跟他讲得很到位，患者才会安心。” 

　　为了帮助病人有更多的机会理解疾病、相互激励，孙兴怀和同事在1997年成立了青光眼俱乐部。他们两月一次，为病人讲解青光眼的基础知识、保健知识，教会病人如何依从，如何理解。俱乐部极受患者欢迎，十几年来从不间断，至今成为已拥有数千人的庞大团体，备受好评。

　　从医30余年，常年身居高位，有疲惫，有焦虑，但更多的是成就感和满足感，孙兴怀最欣慰的是看到初见时仅6个月的病儿如今长成高俊小伙，原先手术的病人遥寄喜糖，曾经近乎失明的女孩出国工作……这些生活的点滴构成了医者的幸福，为他们的工作提供无尽的动力。

　　卸下院长光环，孙兴怀继续出发，他的人生，始终在为蒙尘的心灵之窗送去光明。晔问仁医 唐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