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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晔：傅教授，我们先聊聊您的从医经历。

　　傅德良：我大学进的是当时苏州医学院全英文教学的临床医学试点班，毕业的时候正巧上海医科大学招收临床技能培训研究生，我就报名了，幸运地成了华山医院外科创始人之一张延令教授的学生。

　　唐晔：最开始接触张教授的时候，怕不怕他？

　　傅德良：老先生非常和蔼，我们刚被招收进去时，他请所有研究生都去他家里吃饭。虽然端着饭碗，心里还是很紧张的——我来自苏州，上海医科大学当时在脑海里是金字塔尖，而且导师又是泰斗级的人物。

　　张教授一生可谓诲人不倦，他的细致程度至今都令人难以想象。他会亲自教我们查文献，怎么摘录，怎么做文摘卡。在张教授悉心指导下，研究生第一学期结束时我就完成了一篇文献综述，还发表在一本国外医学杂志上，当时非常自豪。后来我也养成了做文摘卡的习惯，几年下来，文摘卡放满了整整一个箱子，大概一万张吧。

　　张教授除了治学严谨之外，对学生很严格，学生有疏忽之处他会严肃批评，但责备之后他会来安抚我们的情绪，比如递上一块巧克力（笑）。我刚开始写文献综述时，每一篇他都至少要修改三五遍。老师一直说，医生看病看的不仅是病，更要看人。他特别会替病人着想，比如用药，在不影响效果的情况下，尽可能节省一点。

　　唐晔：您的刀法是跟谁学的呢？

　　傅德良：这就要说到一位重要的人物——倪泉兴教授，还有另外一位老师王贞瑜教授，他们都是张延令教授的学生，临床上有很丰富的经验，我的刀法就是跟着他们学的。相比起来，我现在的刀法和倪教授很像。倪教授常说一句话“快就是慢，慢就是快”。手术中每一步细节处理一定要仔细，如果流于粗糙，貌似将很快结束，但后面会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反复处理，牵扯你的精力，速度反而会慢下来；如果每一步都做好了，步步为营，扎扎实实，就会为后面节省很多时间。倪教授的教诲对我影响最大。1997年起，我跟着倪教授开始主攻胰腺癌手术。在手术台上，我通常比较冷静、稳健。这么大的一个手术，主刀医生不能太紧张，一旦紧张了，一台的人都会跟着紧张。

　　唐晔：每位手术医生的成长都需要一些鼓励，您有没有受到过倪教授的赞赏呢？

　　傅德良：倪教授特别严格，做错了他会不留情面当场批评，而得到他的表扬是很稀罕的，他自己也说不太会表扬别人（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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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晔：您研究胰腺癌迄今多久了呢？

　　傅德良：1997年跟着倪教授做课题一直到现在。在这20年里，华山医院的胰腺外科是倪教授当初一手掌起的大旗。最初每年只有十多例手术，到1999年成立了华山医院胰腺癌诊治中心，再到后来成立胰腺癌专业委员会，去年胰腺癌切除手术是240例，还有一些良性病症的手术，比如胰腺炎之类，一共有300多台手术，总体规模居全国前列。

　　唐晔：倪教授退休，胰腺外科科室正式成立，您接掌帅印，在这一过程中，有没有一种传承香火的感觉呢？

　　傅德良：倪教授很有远见，他提出胰腺要专科化，只有专科化了才能更好地发展。我现在掌舵，是倪教授为我打好了基础，指好了航向。从学科发展来看，当初有倪教授这样一棵大树在，我们可以倚靠，但如今所有的一切都要自己来扛，其实还是蛮有压力的。

　　唐晔：从2009年到现在，您觉得身上有哪些改变呢？

　　傅德良：之前我是一个简单的医生，建科以来，成了科室的管理者，那就除了临床，必须更关注科室的发展。这几年一是建团队——当时团队人才出现了断层；二是在医疗安全的前提下，把难做的手术做下来，这很重要的。这几年，除了完成高难度的手术外，胰腺外科也有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比如内镜下的胰腺疾病的诊治，如超声内镜引导下胰腺肿瘤共聚焦诊断，在整个行业内我们处于领先地位。

　　唐晔：在您带领团队期间，遇到过什么难题吗？

　　傅德良：刚开始出现过一些问题，压力很大，我的头发可能就是那时候白的。我是个要强的人，科室既然由我来掌舵，就必须要保持原来的水平，并且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加难度，所以之后我们增加了联合动脉、静脉切除手术，还有一些创新的手术，包括根据病人情况，在切除肿瘤时尽可能保留脾脏或胰腺以确保病人的生活质量等。整个过程，我在不断反思、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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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晔：接触胰腺癌这么多年，有没有什么令您印象深刻的病例呢？

　　傅德良：曾经有个外地胰腺癌病人来求医，要做全胰手术。外省医生都觉得手术没法做，劝病人放弃。我们做了详细检查之后，发现肿瘤还只是在局部，没有转移到别的地方，周围有问题的静脉切掉以后还可以把血管接起来，而且动脉没有问题，尽管肿瘤长得很大，但有机会切除，所以我就准备做这个手术。手术从早上九点做到晚上九点，难度是比较高的，最终，这个病人情况稳定，手术安全过关。

　　唐晔：有人说，手术医生是需要英雄胆色的，有时候要为病人冒风险，您觉得呢？

　　傅德良：其实，我小时候胆子就挺大的，会跑到长江里去游泳，有一次游了离岸80多米之后，才发现江水中间的漩涡，赶紧拼力游回了岸（笑）。

　　做手术其实也是这样，看上去风平浪静，刀下却是波诡云谲。在这种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医生会被激发起挑战的欲望。不过，我们也有过术前想得很复杂、真正手术却简单得多的情况；也有过本来要开胰腺肿瘤，检查发现合并其他腹腔肿瘤，最后顺便把伴发肿瘤一起开掉的情况，算是“买一送一”了（笑）。

　　唐晔：从医那么多年了，您现在的关注点主要放在哪一块呢？手术、创新还是科研呢？

　　傅德良：很多方面需要齐头并进，除了要保证手术的安全，我们还要注重临床科研，实际上我们一直不断地在努力。现在我主要在关注胰腺癌淋巴结转移和肝脏肿瘤转移两个问题。

　　唐晔：在您完成的胰腺癌手术中，存活时间最长的病人活了多久呢？

　　傅德良：最长的从1999年术后活到了现在。还有一个小伙子也很神奇，2002年动手术，现在已经结婚，生了两个孩子。他当时的肿瘤已经有两公分了，但很配合地接受我们的综合治疗，包括术后的维持治疗，到五年以后才开始慢慢停药。

　　唐晔：这和病人本身的免疫力也有很大关系吗？

　　傅德良：免疫力确实有很大关系，有一个胰腺癌联合血管切除的病人，术后已经无瘤生存约7年，除了接受正常的治疗之外，他每周坚持游泳和打太极，锻炼身体，增强自身免疫力。除了免疫力，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好好接受治疗。很多人术后不肯接受化疗，其实，化疗作为胰腺癌的辅助治疗作用很大，可以延长生存期和减少肿瘤复发。另外，肿瘤的维持治疗也非常重要，有中药还有免疫治疗，我一般会给一些小剂量的口服化疗，然后会给一些免疫调节剂，包括中药，但我不建议为了喝中药就停掉正常饮食——病人的营养平衡应该放在第一位。

　　唐晔：很多病人患癌之后会很绝望，您会怎么去劝慰这些病人呢？

　　傅德良：病人知道得病消息后一般都会很绝望，但就诊时我还是尽量给他们一些希望，至少不能让病人有一种要回家等死的感觉。给病人信心非常重要，我们不仅是“看病”，更多的是“看人”，即使回天乏术，也要想办法让他有信心活下去，要尽可能改善他的生活质量。

　　唐晔：作为一位肿瘤医生，您是怎么看待肿瘤的呢？

　　傅德良：目前我们只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点被它牵着走的感觉，真正要想走到肿瘤前面还是很困难的。不过，对病人来说，也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可以有一线、二线预防，到了临床已经是确诊之后的三线预防了。平时可以参加一些体检，如果身体有异常就要及时做一些针对性检查，如肿瘤指标和增强CT，不要想当然地以为是胃病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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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晔：您平时有阅读的习惯吗？一天中感到最轻松的是什么时候呢？

　　傅德良：晚上回家后，除了审稿，还要准备各种会议的讲稿，还要看看医学文献。偶有闲暇，会看看小说和杂文。一天里最轻松的就是事情全做完了，躺在床上的时候（笑）。

　　唐晔：您觉得做医生快乐吗？

　　傅德良：当然快乐，因为我喜欢这份工作。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不做医生，我还能做什么呢？

　　唐晔：您觉得，医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

　　傅德良：尽我所能去帮助病人。就胰腺癌领域来说，病人确切能活多长时间，不是医生完全能决定的，我们能做到的是，尽最大努力去帮助他们。

　　傅德良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山医院胰腺外科主任，复旦大学胰腺病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上海市医学领军人物，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对胰腺肿瘤以及胰腺急慢性疾病的治疗有着丰富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