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庭上，丹霍兰德反复地问：“一个女孩，到底价值多少？”

　　丹霍兰德自己都怀疑过这份价值。至少在2016年8月，她第一次写信给《印第安纳星报》谈起早年在体操队的遭遇时，看起来几乎像在写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

　　我最近读了贵报一篇报道，是关于美国体操界如何处理性骚扰投诉的。我没有被教练性骚扰，对我动手动脚的人是美国国家体操队的队医拉里·纳萨尔。那时候我才15岁，他自己声称是在给我的背部疗伤。

　　往事铺展开来。15岁那年，丹霍兰德还是一个体操运动员，因为背部受伤，被介绍去接受纳萨尔的诊治。在诊室里，与母亲一帘之隔的地方，纳萨尔把手指伸进了她的阴道。

　　“这一定是医学治疗。”她当时想，“如果这个人是在使坏的话，他早就该被人赶走了。”

　　成年后的丹霍兰德能在法庭上准确地用词汇描述出纳萨尔做了什么：“他插入了我，他抚摸我，猥亵我，然后他还轻声地问我，感觉如何。”

　　但在当年，她只是躺在检查桌上一动不动。丹霍兰德能感觉到，这位医生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了。事实上，后来她还遇到其他纳萨尔医生的病人，大家会谈到纳萨尔医生那种奇特的“治疗”。默默观察后，15岁的丹霍兰德得出结论：如果这不是合法的治疗行为，那些成年人一定会知道，有性侵案底的医生根本不可能被允许出现在她们身边。

　　她甚至并不反感去纳萨尔医生的诊所玩，因为对方听说她喜欢小孩，会把自己的女儿带来办公室和她一起玩。

　　一个女孩价值几何？至少在纳萨尔医生那儿，女儿是能够被利用来操纵猎物的。

　　这些每次都长达4个小时的“治疗”后来成为了丹霍兰德的噩梦。有好几年，当时的场景会“像电影一样”一遍又一遍在她脑海中回放。

　　即便如此，在向《印第安纳星报》发出邮件之前，她从来没有向警方报过案。保持沉默的原因是，拉里·纳萨尔是享有极高声誉的医学专家，而瑞秋·丹霍兰德是个无名小卒，从未进入过国家队或参加任何国际比赛。

　　丹霍兰德曾试图向“权威人士”诉说自己的遭遇。2004年，她19岁，是一位儿童体操教练。有一天，当她听说自己一个7岁的学生将要被送往纳萨尔医生处治疗髋关节疼痛时，她向一位资深教练隐晦地提及了自己的部分遭遇：纳萨尔医生曾经打着治疗的旗号对她动手动脚。她告诉教练，不应该再把任何一个小体操运动员介绍去他那儿看病。

　　但这些话没有改变任何事。体操队的教练不知道还能把患者往哪儿介绍。于是一切如常，直到教练离职，队里所有受伤的小运动员都会被送去纳萨尔医生那儿接受治疗。

　　一个女孩价值几何？在丹霍兰德报案之前，至少有14位教练、培训师、心理医生乃至同事接到过关于拉里·纳萨尔医生行为不端的报告。事实上，不光是在这个案件中，丹霍兰德发现，有研究表明，性侵孩童的案犯被平均举报数，是7次；7次之后，成年人才会认真地对待孩子的呼声。

　　丹霍兰德2016年8月29日报案，相关报道在9月刊发。除了丹霍兰德，那篇报道中出现了另一个要求匿名的受害人，讲述了与她类似的受害经历。后来人们才知道，那个人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美国体操队女子团体铜牌得主贾米·丹泽尔。

　　作为唯一一个实名指证纳萨尔的人，丹霍兰德承受了所有压力。当她在自己的社区声援“承受过类似的体制性伤害”的受害人时，最亲密的朋友也离她而去。丹霍兰德说，所有这些都提醒自己：在美国社会中，像纳萨尔医生这样的成年男子占据了多么强势有利的地位。所有她遭遇的疏离与鄙薄，都能显示出这种不公是多么根深蒂固。

　　在最近这次庭审之前，已经因为收藏了数以万计的儿童色情影像而锒铛入狱的拉里·纳萨尔，依旧写信向法官强调自己的无辜。

　　但这一次，故事没有往纳萨尔习惯的方向发展。最终站上法庭的作证的156位女性讲述的故事大同小异，可时间跨度很大：有些人是在几十年前受害的，而另一些人被侵犯的日期是丹霍兰德报案之前几天。这些故事，让丹霍兰德长期以来的恐惧和耻辱感渐渐消失，也让她意识到，事情比自己以为的更复杂：“她们遭受的伤害，不仅来自于性侵犯。更深的伤害是，她们只能保持沉默。”

　　因此，她在法庭上一次次地问：“一个女孩，到底价值几何？”

　　丹霍兰德被媒体奉为英雄。但1月24日，《纽约时报》在报道这场庭审时，提到了丹霍兰德心中的悔意——

　　她无法忘记那件事情：19岁的时候，自己作为小体操队员的教练，没能保护队员逃过纳萨尔医生的治疗。

　　丹霍兰德常常会想起那个7岁的小女孩。有时候她安慰自己，那孩子才那么小，也许纳萨尔医生并不会对她下手。可她不得不想到，那女孩在接受治疗后不久，便停止了体操训练，全家都搬去了别的地方。她始终不知道那个小女孩在检查室里遭遇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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