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携家眷，第一次回到了烟台牟平那个叫“前姜家”的小村子。到家的当天中午，周围老少与本家的一位堂叔共进午餐，酒巡间扯起闲篇时，堂叔的一段回忆，让我吃惊不小。原来，1917年春夏季节，我老家所在那个村子，曾先后有20余位青壮年参与到华工的队伍，我的祖父姜锡增竟然也差一点成了其中一员，后因我祖奶奶的强烈反对而未能成行。

　　无论是在我的童年还是父亲当年的叙述中，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堂叔年过八旬，识字不多，他的这段叙述，有年代，有人物，有历史背景，可谓有理有据，生编的可能性极小。这让我着实感到，这段历史如果不加以挖掘，很容易就此吞没在历史的黑洞里，再也无法见天日。

　　所幸，从2009、2010年陆续撰写《抵制美货与百年华洋冲撞》、《华人之灾与“鼠疫”谎言》等历史著述开始，我对历史上华人在国外的各种遭遇在有着极大的兴趣。而此番探究一战华工的历史轨迹，尤其迫切地需要寻找到应有的答案。

　　直到几天前，当地时间2018年11月11日，纪念一战结束100周年官方仪式在巴黎凯旋门举行。一位华裔女孩朗读了一封来自中国劳工的信。信由来自中国上海的顾杏卿先生所写，讲述的是停战当天欧洲人欢庆的场景。

　　一战期间，顾杏卿为自中国招募的劳工担任翻译员，1956年，他也曾据此为全国政协文史委《历史资料汇编》撰写了回忆文章。

　　2018年9月20日，法国第一座华工雕像终于在巴黎里昂火车站前揭幕，这是继20年前华工纪念碑在巴黎13区落成之后，纪念华工历史贡献的又一重要标志性事件。编号为63484的华工孙干的日记手稿辗转数十年后出版，则为公众披露了有关一战华工历史的可靠记忆。天津一战华工史研究者齐德智据此编著出版的《欧战华工记》一书，也是不久前刚与读者见面。

　　说到孙干，则是中国人到目前为止研究华工参与一战及在欧洲战场的生活状况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话题。那么，我们的故事也从孙干这里开始吧。

　　第一个看世界的“中国草根”

　　1917年入春，山东博山（今淄博市博山区）地区就不怎么下雨了。农民要接连两年忍受蝗灾，庄稼歉收。欧洲人精疲力竭的世界大战远非要紧事，除了日本人借机赶走了胶州半岛的德国人。大家又发现，博山的煤矿不明不白地被东洋军人控制了。

　　一些人对日本有所了解。和尚坊村的小学教员孙干就羡慕大哥去日本留学，“间接研究西洋各种科学”。他的目标是直接游历欧美，“人生三日，应游遍五洲也”。但父亲不准他离家，他农活娴熟，又是兄弟四人里唯一一个留在父母近旁的。

　　好奇心在中国人心中蓬勃滋长，山东的一位青年教师常常花几小时和朋友讨论战争，他们“不明白列强之间为何打来打去”。城门口张贴着英国人的招工告示，孙干更加动心，但因无人侍养父母而犹豫不决。恰好在外“学买卖”的四弟回家，他下定决心隐瞒父母，乘火车赴周店招工处。

　　时年35岁的乡间小学教员孙干，个子不高也不算壮实，先后两次去应征，却两次落选。待人群散开，他又向主事者保证“无论推车、担担即再苦加倍之功，余亦能做”。对方言明，已去欧洲的工人来信都说“危险万分”“懊悔无及”，又说假如水土不服，染疾患病，就回不了家了。孙干坚持，对方只好答应，合同里填好他的姓名、年龄、籍贯，加盖大拇指印，隔日即可启程。

　　想挣钱就得下大力

　　孙干和老乡们要去法国，必须先到加拿大，耗时两月有余。出发第一夜，船只在东海颇为颠簸。孙干祈求神灵，保佑自己平安到达欧洲。

　　船只刚驶入太平洋时连绵阴雨，风大浪高，大部分华工饱受晕船之苦，呕吐，几乎没法吃饭。伙食还不错，有大米、肉和白糖，有时吃面包。船舱里呻吟声不绝于耳，一位英国军官看到“大部分人已经昏死过去，剩余少数人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连爬上自己铺位的力气都没有”。

　　英国长官召集全员讲话，嘱咐他们：吃饭、睡觉也要时刻穿好“太平带”，即救生衣；万一被潜艇击中，要排队转移到救生小船。大家听完叹息不已，有人放声痛哭。法国邮轮“亚多士”号稍早被击沉，船上900多名华工死亡约半数。战争期间至少700名华工死于德国潜艇攻击。

　　加拿大政府同意免除收取入境华工的人头税，但不准他们离开火车，不许自由活动。美国的缅因州班戈镇气温低至零下42摄氏度，25名中国劳工冻死，根据英国政府的保密要求，报道遭到压制。

　　长官们分发《三国》之类的书籍和一些乐器，供华工解闷，有人盘腿坐在下铺拉二胡。他们常在晚间表演小型戏剧，随乐师伴奏边演边唱，还邀请军官们在前排观看。

　　1917年9月，华工们终于抵达欧洲，英国人燃放鞭炮欢迎。孙干第一次见到飞机和氢气球，对伦敦的都会景象和法国的乡村风光都赞叹不已。

　　这仗到底谁打谁

　　73岁的孙光隆自幼随爷爷孙干长大，听到许多一战故事。孙干在欧洲写下8万余字日记，命名为《世界大战战场见闻记》（国内出版更名为《欧战华工记》）。日记里的歌谣孙光隆耳熟能详，如今常在华工后裔聚会唱。

　　孙干1961年因结肠炎去世后，日记留给后人。但孙光隆的父亲孙明轩“不以为然”，当年孙干应招出国，这位还只有15岁的长子，就不得不承担起养活一家五口的重担。孙干如何向父母解释不辞而别，现在也不得而知。总之他回国最初几年都专心润色日记，某天出生不久的小女儿在炕上哭闹，蹬腿导致脚后跟磨出血，他都完全没有发现。

　　这些欧陆见闻，孙干对学生讲，对晚辈讲，寄望子女们帮他整理，但没人愿意。

　　孙光隆觉得爷爷“心思重”，期盼出版日记，可惜博山太小，又没有印刷厂。他看着爷爷把日记放进抽屉，再不怎么看，“已经沉下去了”。

　　熬到战争结束才是英雄

　　两代人都面临着未知。100年前某个黄昏，孙干和工友们在帐篷中谈天。好友黄世恩说起，战事越来越激烈，恐怕日后很难回国了，大家虽然不怕死，但家里父母老幼每天盼望他们回去，也很可怜。工友们呆坐一旁，或声泪俱下或低声抽泣。

　　过了一会儿，黄世恩私下告诉孙干，他想悄悄去前线观战。孙干立刻回答“命由天定”，既然想去，就无需害怕。他们约定：如果一人不幸身亡，请幸存者把亡者衣物带回国交给家人；若两人都遭遇不测，那就算了。

　　他们连夜翻过丘陵，找到一处高点，坐在乱石上观看，“细察其枪炮之射击及兵士之动作”。忽然有红灯燃起，“其光明亮且大”，小点又散布开，一时如同白天。两人半夜回去，仍对明亮的战场赞叹不已。

　　依合同，华工应被派往远离危险的区域，但承诺没有兑现。尽管华工一直抗议，很多人仍经常遭到轰炸和毒气弹袭击。1917年9月4日，德军炮轰布洛涅和敦刻尔克，造成15名华工死亡，21人受伤；1918年5月18日，超过50名中国人死于德军的轮番轰炸。一次轰炸后几天，一位英国士兵发现，如果白天出现可怕的机器轰鸣，华工们会面带惊恐地四下奔逃。没人教华工如何清除炸弹，有人不小心被炸身亡。孙干有工友用炸弹做游戏而受伤，还有人捡拾火药到帐篷中取暖，不幸引燃身亡。

　　被人轻视的最初体验

　　孙干搭乘的船只离开法国，穿越印度洋，经新加坡北上，于1920年初回到博山。他离家两年半，当地已经有了铁厂、电话局和电灯公司，机械工业慢慢扩展。

　　到达青岛前后，有华工希望英国人提供中国式裤褂，以便换下统一配发的英式服装。英国长官拒绝：“中国人一见你们穿这衣服，就知道你们是加入欧战国，是有功的啊。”他思忖中国政府会招待、保护华工，他们坐火车都不必花钱了。

　　果然，华工刚下船就有军警监视，不能随便行动，必须在指定地点等火车。很多工友愤愤不平，他们果然没什么功勋、嘉奖，连自由都丢掉了。孙干安慰大家，军警只是为维持秩序：“既已安然回国，‘华工’二字更彪炳全球，垂竹而万世不朽矣。”但他在日记里却相当悲观。

　　100年前，孙干就已经在日记的最后，对五大洲、西学、科技、政府、国民性等一一评述，兼带着希望与忧虑，他写道：“大战既告终矣，世界各国对于优胜劣败，弱肉强食，持德者昌，持力者亡，皆于此而知之，其孰重、孰轻、何去、何从，当执者以儆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