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科学项目，都是重申报，轻结题。”资深科学家刘亦铭(化名)告诉记者，项目一申请到手，就肯定能通过验收，成了中国科研界的常态。缺乏认真结题验收的后果，就是让申请项目等同于写方案捞钱。“争取经费变得比高水平成果更有吸引力，”中科院院士郭雷说，“这扭曲了科研投入的真正目的。”

　　经费分配“利益均沾”？

　　“如果每个项目在结题时都按照任务书中说的目标去验收，又有多少可以结题呢？”在一篇评论中，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侠说：“按照中国惯例，申报时轰轰烈烈，结题时草草收场，已是众所周知的秘密。”

　　刘亦铭是中国一所著名高校的系主任，也曾是“十五”期间某国家重大项目的首席专家和相关课题的验收者。回忆起当验收专家的那些事儿，他颇为感慨。

　　“毫无疑问，验收时我做不到客观。”刘亦铭说，假如认真按课题要求去审查，大多数参与单位都没有达到预定目标。

　　“实际上他们没有那个能力去完成目标。”在刘亦铭看来，项目管理部门提出的科学目标太高，超出了国内大多数相关科研机构的实力，只有少数人能够进行这一层次的研究。“但在分配任务时，还是得撒胡椒面，让各个单位都能沾一点光。”

　　刘亦铭道出此中原因：“利益得摆平，不然的话有人会去告状。做研究不行，捣乱还是可以的。”

　　没有匹配实力的单位承诺完成目标，但实际上又完不成。这种矛盾想要解决，只有靠验收时“松松手”。

　　“我组织验收的时候，那些做过些工作的，就算成果没意义，也让它过了。”刘亦铭说，“也有那种太差的，拿了钱什么都没做，实在没法通过。就因为这个，他们闹到部里去了。”

　　官员们不希望出现通不过的情况，刘亦铭说：“这显得他们工作没做好——完成不了课题的，你怎么把钱拨给他了呢？”

　　各种动机交汇下，顺利结题也就势所必然了。

　　项目验收怪象连连

　　国内一般通过年度报告、中期和终期结题来检查科研项目，记者不止一次听科研工作者提到：许多验收完全是走过场。

　　记者曾见识过一些项目的验收：被验收方念一遍汇报稿，例行公事般的几次问答，被验收方准备好验收结论草稿，验收专家们稍加改动，增删几个定语，加上一两句空泛的评价，大家鼓掌通过。接下来就该是融洽的联谊活动了。

　　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陈难先今年“两会”期间曾发表言论，痛斥“评审书的草稿通常是由被评审的人来起草，评审专家只是在一些用词上作些无关痛痒的修改，甚至仅仅是改改标点符号而已”。

　　“在这种生态环境下，国家钱投入得再多也是糟蹋。”陈难先感言。为此，他曾要求其主管项目的评审专家写出自己的意见。但他的做法毕竟是个例。

　　中科院一位青年科学家告诉记者，在他们的专业圈子里，前几年某部委资助的一个重大项目“顺利结题”被视为笑话。“项目是中国几条大河的污染治理。验收时说污染被成功控制，实际上大家都知道纯属忽悠。新闻里也报道说污染依旧。你拿它有什么办法？”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王贻芳也认为：“因为责任不明，专家一般也不会为难课题组。其实做得好不好，本领域科学家心里都会很清楚。”王贻芳说：“如果实行终身负责制，有科学家自己利益的约束在里面，问题会好一些。”

　　大家都学会“和稀泥”

　　“如果在规划与立项时把好关，后面的问题会少很多。”王贻芳坦言，“如果我们支持的是真正的科学家，科学界求真务实的风气就会蔚然成风；如果少借中国特色搞一些歪门邪道，多参与国际交流，按国际惯例办事，问题就会少很多。”

　　然而，抱着相似观点，并付诸实施的刘亦铭却碰壁了。几年前，在国家重大项目的立项阶段，他试图请国外专家来评估，避免中国的人情羁绊。为此，他请了行内几位世界顶级的科学家来华。

　　“没想到，这些科学家刚住下，就被某位院士请去吃饭。”刘亦铭笑道，“大概是想让专家们替他的研究组说些好话。发现专家可能不会做出对他有利的结论，这位院士马上就去告我的状，说这些专家都是我的朋友，肯定会把经费派给我的人。”

　　院士告状，让主管官员感到为难，找刘亦铭商量。无奈之下，刘亦铭只好不再坚持由国外专家出具意见。

　　“我本来考虑在验收阶段也引入国外专家，但后来自然也打消了这个念头。”在海外工作多年归国的刘亦铭，终于感到事情没那么容易。最终，他也成了草草验收的专家组组长。

　　改变这种状况是一件难事。“这需要管事的不怕惹事。”刘亦铭说，“但现在普遍都觉得‘无过就是功’，谁会去得罪人呢。”

　　科技日报(高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