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上讲台当老师了，顽皮的学生送了我一个雅号——“四喇叭”，因为我手肘、脚膝有四个补丁。“四喇叭”在当时是很时髦的收录机。其实他们应该叫我“五喇叭”才是，因为我屁股上还有个大补丁。只是因为学生对我的谅解，才不把它算在内。 

　　那时学校门房管电话。门房是位苏北老头，他把我的姓名念成“蜡烛”。有一次“蜡烛”声起，我急忙赶到门房，原来是来稿费了，“乖乖龙地冬。三百多！我当门房这些年，就你的稿费多。该买件好衣服穿穿啦！” 

　　慢慢地，老师的条件好了，穿破衣服的少了。我的衣着也有改观，有一次不小心又穿了件有补丁的衣服。这一下上上下下都议论开了。校长对我说：“怎么，还穿破的？”我说：“以后一定注意。”我知道他是关心我。 

　　有一次外校有位老师生病，领导要我去代课。我背着背包走进教室，学生在叫：“修灯的师傅终于来了！”我走上讲台：“上课！”同学们哗地叫起来。看来他们真把我当成修灯师傅了。我自然不会介意学生的“衣冠取人”，谁让你衣着如此随便。当然我课上得不错，从学生的眼神里可以看出。还有一次我到某文化宫开讲座，在电梯里一位衣冠楚楚的年轻人问我：“喂，送一份快递要多少钱？”我漠然地摇摇头。当我对着话筒开讲时，眼光横扫会场，突然发现一双愕然的眼睛，想来是在电梯里遇到的那位年轻人吧！ 

　　“春江水暖鸭先知”，教师的衣着的变化，最早是从幼儿园老师开始的，渐渐地小学老师的服饰也靓丽了。再过几年，初中老师也有变化，然后是高中，渐次，大学老师的衣着也上了档次。有人说：服饰与学问成反比。这个说法被事实击败了。大学老师未必个个学富五车，小学老师也未必只会哄孩子。更何况，现今年轻的大学老师的衣着也许比幼儿园老师更时髦。 

　　衣着的变化根本上是经济条件使然，自然也有时代的因素。想当年能穿上军服，那最令人艳羡。以后穿工作服上街也能让人眼睛一亮。当年外滩爱情墙边，多少年轻人谈情说爱穿的是工作服啊！衣着的变化也自然是个人素养的一种外化形式。我有位被称为“德公”的老朋友，学问好，人品高，被公认气质非凡。他到北京去开会，顺便到天安门附近的地摊走一圈，淘了件三十元的风衣，配了副纽扣，穿在身上，谁见了都说值几千元，他要解释别人还偏不信。

　　儿子上大学，头几年要的是“名牌”，大三后就扔在家里，他要能够体现他个性的服饰，未必是名牌。我理解他的变化。当然他扔在家的旧“名牌”也自然成了我的服饰。有次上完课下楼，只听见前面有学生在大声嚷嚷：“老师今天穿的是名牌‘耐克’！”“是假的吧。”“我特意走近看过，是真‘耐克’！” 

　　嗨，我叹了口气，又不由笑出声来：我这个人哪怕穿“名牌”也要被怀疑真假。谁叫我排行老三，不穿破的，升格了，嗨就是升格也还是爱穿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