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民晚报的发展历史中，“夜光杯”堪称是雅俗共赏的典范，时至今日，仍是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拳头产品”。 

　　提起吴承惠，或许有不少读者感到陌生，但说起他的笔名“秦绿枝”，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眼熟了。夜光杯上曾经辟有他的小品专栏“休息时断想”“不拘小记”等。 

　　作为新民晚报副刊部原主任，吴承惠对办好副刊有着许多体会，最关键就是一个“杂”字：题材包罗万象，内容五花八门。在好看的同时，却也给编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有一个兼容并蓄的胸怀。

　　壹

　　1981年7月1日，吴承惠被调回正在筹备复刊的新民晚报，这一年，他55岁。回忆起当年，吴承惠坦言：“其实，那时候让我回晚报，我还有一点不愿意。” 

　　吴承惠进入晚报工作，是在1952年底。当时，他工作的《亦报》并入《新民报》晚刊，他便一起并了进来。“我们报到的那天下午，举行了一个欢迎会，我好像还表演了一个小节目，内容是什么，现在都记不清了。” 

　　那时的吴承惠，心里还是很高兴的：“有一段时间，我经常给晚报投稿，慢慢地也和晚报的编辑成了熟人。能进入晚报工作，这样的缘分，自然让人欣喜。” 

　　然而，这样的欣喜并没有持续很久。一场又一场的“运动”接踵而至，吴承惠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文革”结束后，吴承惠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当《艺术世界》杂志的主编。“杂志办得挺不错的。销路最好的一期，曾经发行了40万份。以后每期也能维持在20万份左右。小小一个编辑组，人员不多，相处得很融洽，工作不太紧张，可以‘慢工出细活’，很合我口味。” 

　　最终，吴承惠还是回到了晚报，参与副刊的筹备工作。 

　　“我们副刊部是只能坐七八个人的小房间，写字桌是拣便宜货买来的，连玻璃台板都没有。”吴承惠回忆，“我当时已经55岁了，还能干多少时候呢。但当时副刊部的沈毓刚、胡澄清、陈榕甫三位都比我老，大家都不去多想，只一个劲儿地要把报纸办得兴旺起来，能干到什么时候就干到什么时候吧！”

　　贰

　　1982年新民晚报复刊时，每天四开六版，副刊就占掉了两个版，“三分天下有其一”。如何编好这半张纸，吴承惠他们这些老编辑没少琢磨。 

　　“如果说一张报纸是一栋房子，那副刊就是后花园。”吴承惠说，“如果把新民晚报看成宁荣二府，那夜光杯就是大观园。” 

　　吴承惠说，要把副刊办得好看，关键就是一个“杂”字：题材包罗万象，内容五花八门。“我们的编辑目的，就是要让8岁到80岁的读者，都能从这份报纸上看到想看的东西。” 

　　除了联系名家撰稿以外，夜光杯很多稿件都是读者自己投稿的。“每天光信件就有100多封，每一封都要看。”一个版面几千字的内容，吴承惠要看的稿件数量，少说也要三四倍于此。 

　　“看稿子的时候，要做好分类：有些稿子直接就能用，有些需要做些修改，还有一些需要重新加工。”吴承惠说，“需要重新加工的，有时我会联系作者，请他修改。还有一些时候，我就直接帮着改写一遍，但还是用投稿者的名字发表，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提高他的积极性。” 

　　在刊登文章时，编辑还需要把握题材的多样性。“不要说在一天之内的版面上不能有相同的题材，就是个把星期之内的版面上最好也尽量避免重复刊登相同的题材。”吴承惠解释道，“除了免得读者生厌之外，还有一个考虑：投稿者往往有个误解，看见版面上登了哪一类稿件，就以为编辑喜欢这类东西，便也跟着写来了。如果写得好，确有别具一格的意趣那也是可以考虑的，可惜的是这样的稿子很少，多数是邯郸学步。” 

　　吴承惠说，最喜欢的便是那种角度独特，让人有意外惊喜的奇文：“曾经我们接到一篇由四川省一个小城市的作者，以修鞋匠的口气，写一封致制鞋厂的信。讽刺厂家不讲究产品的质量，促成了修鞋匠的生意，特表感谢云云，文字辛辣幽默。我们从大堆来稿中，一眼就挑中了，编成七版的头条，一下子就觉得这一天的版面也增添了不少生气。”

　　叁

　　随着晚报的发展，版面逐渐增多，出了不少专刊，如读书、家庭等。 

　　“既然有了专刊，我们还要登这样的稿子吗？”吴承惠思考，“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只不过夜光杯的稿子必须达到一定的要求，必须有格调、情趣、内涵。举个例子来说，夜光杯有过一个讲养花的专栏，我给取名叫‘怡红快绿’，就是要求里面的文章不能光讲怎么养花，要有更多的文化内涵。” 

　　此外，副刊的文章，也要讲一个“由头”。“虽然副刊相比新闻版是静态的，但静得没有一点生气，没有一丝波澜，也就成了死水一潭。”吴承惠说，“我们总在想方设法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版面，你说它是今年编的也可以，说是去年、前年编的也可以，甚至拿到明年去也可以。所以一个版面上，总要有那么一两篇文章，具有一定的新闻性或时间性。” 

　　吴承惠说，在这么多年的编辑生涯中，最重要的能力便是交朋友。他的很多朋友，都是在编辑改写文章的过程中交下的。 

　　“当时梅龙镇有一个一级厨师徐正才，给我们投稿，写的就是怎么做菜，立意上稍显单薄。”吴承惠回忆，“我帮着改写了一下，加入了一些关于菜肴的文化背景、品尝的情趣等方面的内容，然后发表。他以后又给我们写了不少稿子，我也帮他修改过不少。从那时候起，我们就成了朋友，他隔三差五还要送几个菜到我家来让我尝尝。” 

　　去年年底，吴承惠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几句寒暄过后，那位读者就问：“你记得29年前给你写信的那位兰州青年吗？” 

　　“那时候应该刚刚复刊，那位读者的儿子还在上幼儿园，也许有点调皮，经常被老师揪耳朵，揪得耳朵都发紫了。”吴承惠回忆，“于是我就根据他说的在那时写的专栏中提了一笔。不想这张报纸被幼儿园园长看到，马上进行纠正。如今他儿子已经‘三十而立’了，还没有忘记这件事，那张剪报他也一直收藏着。”

　　肆

　　编辑从事的是为人作嫁的工作，默默无闻。但吴承惠却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笔名———秦绿枝，他写的“休息时断想”“不拘小记”等专栏，在晚报的读者中颇有影响。 

　　而“秦绿枝”这个笔名的由来，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 

　　办副刊自然少不了要有言论，但晚报副刊言论的写法也不应拘于一格，取材角度更要各抒所见。于是，吴承惠想到了老报人姚苏凤先生。 

　　解放前，姚苏凤先生在《东南日报》写过一个专栏“诸葛夫人每日清谈”，文章所谈的范围大多是家庭琐事、儿女情分、朋友来往、社会见闻。姚苏凤先生装作一个有识见的家庭主妇来写文章，读者就误以为作者真的是个女人。 

　　“这样的故弄狡狯，却增添了与读者对话的一点情趣，我想这可以借鉴。”吴承惠说，“起初，我只是想请女同志来写这个专栏，可是一直找不到可以合作的人选，只好自己动手了。” 

　　“秦绿枝”这个笔名，源自李白的诗句“秦桑低绿枝”，带着浓郁的“鸳蝴气”。 

　　“起这个名字，当初原想蒙骗一下读者，让大家以为是个女的。”吴承惠说，“但眼光锐利的读者很快就看穿了，不但看出我是个男的，而且是个老头子。因为行文的口气、笔调露出了马脚。可是势成骑虎，这个名字只能沿用下去了。” 

　　秦绿枝的言论从未打过官腔，思想脉络与中下层的百姓同属一路，很快就得到了读者的支持喜爱。 

　　“几乎每天总要接三四封读者来信。”吴承惠说，“有向我诉说不幸遭遇的，有向我反映问题的，有托我介绍工作的，也有托我做媒的……” 

　　直到现在，“秦绿枝”仍然会出现在夜光杯的版面上，吴承惠依旧没有停下自己的笔。“有人问你还打算写多久，我回答，没准儿，写到哪里是哪里，到实在写不出的时候，自然就不写了。还有人说你写的东西是短命的，只有几分钟的影响。是的，谁叫我是新闻记者呢？想不通这一点，也就别干这一行了。”

　　伍

　　吴承惠至今还对一件自己“上当”的往事记忆犹新。 

　　“有一次，我在来稿中发现了一篇当时很走红的女歌星写她怎样成长经过的稿子，文字看起来还朴实，也不很长，就决定采用。但我心里也有点嘀咕：这位女歌星怎么会看上我们报纸的？放了几天，还是刊登出来。”吴承惠回忆，“不久收到一封读者来信，自称那篇稿子是他假托那位女歌星的名义写的，事实是根据女歌星与别人的谈话。这个读者说，他就是要考验一下我们是不是很看重名人，果然被他抓住了把柄。” 

　　吴承惠说：“看到这封信让我好像误吞了一只苍蝇似的难受了好久。我是错了，看重名人并不错，错在我工作不仔细，更错在我低估了复杂的世道人心。” 

　　不过，吴承惠并没有恨过这个读者，他说，作为编辑，要有一个兼容并蓄的胸怀。 

　　“做副刊编辑，题材要杂，所以编辑的兴趣也要广泛，不能我喜欢什么就要登什么。”吴承惠说，“你不喜欢，可以。但是别人喜欢，你就要登。要允许各种人、各种流派，都到报纸上来写稿，这样报纸才有可看性。” 

　　“这个人，我或许不喜欢，但是他的稿子是很有见地的，那就要登。”吴承惠说，“赵超构先生要我们网罗天下才俊之士，学学蔡元培先生当年做北大校长兼容并蓄的胸怀，用稿不要有成见，作者不管他是上海的外地的、老的小的、有交情的没交情的，只要稿子适合夜光杯的需要，都用，一视同仁。” 

　　吴承惠说，编辑最好要成为一个“杂家”，对历史、地理、科技、琴棋书画、花鸟虫鱼等有所涉猎。“如果你确实什么都爱不起来，至少也不要以你个人的偏好而排斥作者介绍各种知识，表现各种兴趣的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