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100年的历史，也是国家文化记忆的一部分。

　　民国“新生儿”

　　1912年1月1日，上海福州路东首老巡捕房对门的楼房下，一个只有三间店面的小书店开张了。创办者是出版界的三个年轻人——商务印书馆的陆费逵、戴克敦和文明书局的陈寅。这一天，孙中山在南京就任总统，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也是为了纪念这个别具意义的历史时刻，陆费逵为民国“新生儿”取了一个充满时代感的名字——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的核心人物陆费逵年仅26岁。陆费逵，字伯鸿，号少沧，祖籍浙江桐乡，1886年9月17日生于陕西汉中。“陆费”是个复姓。很多人曾以为他姓陆，名费，字伯鸿，因而有称之“陆费伯”、“费伯”或“陆伯鸿”。为此，陆费逵还专门写了篇文章解释。 

　　日后成为著名教育家和出版人的陆费逵，一生并未受到多少正规教育。他后来形容自己“幼时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师教一年半，我一生只付过十二元的学费”。“父亲是靠着超人的顽强毅力自学成才的。”在北京三路居的居所里，87岁的陆费铭琇回忆起父亲，仍充满敬意。

　　陆费逵17岁步入社会，但自修读书的好习惯一直保持下来。 

　　“因为买书困难——一方是经济困难，一方是购书不易——大家想开一家贩卖书籍的店，一面营业，一面有书可看。”1904年，18岁的陆费逵与几个同学集资1500元，在武昌横街租了间房子，开办了一家名为“新学界”的书店，陆费逵任经理，没想到这也由此成为他后来一生事业的起点。 

　　彼时交通发达、商业兴隆的武昌，也是受革命思潮影响颇深之地。年轻的陆费逵深受这股思潮影响，并在1905年加入反清革命团体“日知会”。不久，他辞去书店工作，在汉口《楚报》任记者和主笔。短短几个月间发表了大量文章，讥评时政。因为批评清政府腐败，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查封《楚报》，他也被通缉。当他得知消息时，鞋都来不及穿，一双拖鞋踏上轮船到了上海。 

　　在各种新思潮、新观念交汇的上海，陆费逵很快找到了立足之地。1906年，陆费逵进入文明书局工作。文明书局是上海一家影响较大的民营出版机构，以出版教科书为主。

　　彼时，在上海滩的出版机构当中，商务印书馆是最有实力也最有影响的一家。其国文部部长高梦旦参加书业商会时，结识了陆费逵，几次谈话觉得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因为经营书业编辑、印刷、发行相互联系，但往往发行人员不懂印刷，印刷人员不知发行，能编辑的又不知发行和印刷，陆费逵既能操笔编书，又对发行印刷有所研究，所以高梦旦把陆费逵作为人才向张元济举荐。1908年秋天，22岁的陆费逵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任国文部编辑员。短短半年后，他便被任命为出版部部长、交通部（相当于现在的公共关系部）部长。在商务印书馆内兼职的人，都是极受重视极为能干之人，而陆费逵兼着三个部长的职务，工作能力之强以及所受信任之深可见一斑。 

　　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可以说是维新运动所导致文化和教育变革的一个结果。其掌门人张元济曾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之一。变法失败后的张元济绝意仕进，把所有心血投入了出版事业，使得商务印书馆成为近代文化重镇。1904年，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小学教科书，其后又编了高小、中学教科书。 

　　教科书与教育问题密切相关，这也正是陆费逵的兴趣所在。当年他闯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便是开办一所学堂，虽然仅存在了8个月，但他对教育的关注一直没有转移。

　　陆费逵在商务印书馆的另一个身份是《教育杂志》的主编，精明的陆费逵借此渠道，结识了许多教育界人士。 

　　此时的清王朝已经走向它最后的岁月。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来，陆费逵敏感地嗅到一个新时代将要来临。可是商务出版的《最新教科书》已经多年未变。商务内部一些有远见的人劝张元济应准备一套适用于革命后的教科书。张元济犹豫不决，“以为革命必不能成功，教科书不必改”。此种情形令陆费逵心生失望，遂决定“另创书局专营出版事业”。 

　　早在文明书局工作时，陆费逵便编纂过一套新式教科书，因为资金问题未能如愿。这个历史关头，他果断决定进行“教科书革命”。在他看来，如果民国建立了，而教科书上还写着过去封建皇帝那一套，肯定是行不通的。所以他拉上一批人，一起编教科书。

　　陆费逵选定民国成立的当天为中华书局挂牌，“将来，遇民国成立纪念，即吾局成立之纪念也”。此举也在冥冥中使中华书局的历史与一个国家的历史联系起来。 

　　民六危机 

　　中华书局真正的营业开始于2月初。创立之初的中华书局，启动资金只有区区2.5万银元，仅为出版界“大佬”——商务印书馆资本金的1/30。陆费逵的个人声望，亦远不能与张元济相比。最初几天的情形，也颇令这些踌躇满志的年轻创业者们沮丧。据《中华书局大事纪要》：“营业之始，第一日仅售洋五元，惴惴之情现于颜色，第二日售百余元，第三日始批发，增至五六百元。” 

　　可是事情后来的发展完全验证了陆费逵的眼光和判断。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久，规定各种教科书务令合于共和民国宗旨，清政府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于是内容合乎共和体制的“中华教科书”，成为被追捧对象。当时供应的春季开学用书十数册，“日间订出，未晚即罄，架上恒无隔宿之书，各省函电交促，未有以应”。“中华教科书”几乎独占中小学教科书市场，这也给中华无形中巨大的商机。开办第一年，营业额达到20多万元，他们买了六台印刷机，开了自己的印刷所。 

　　至1913年完全出齐的中华教科书，是清王朝覆灭后第一套适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令人耳目一新，立即风行全国，迅速赢得了大部分教科书的市场。中华书局从此奠定了在近代中国出版界的地位。 

　　虽然商务印书馆也马不停蹄地赶制出《共和国教科书》，但是占得先机的中华书局早已赚得盆满钵满。1913年4月，中华书局改为股份制有限公司，公司股本由创立时的2.5万元增至100万元。到了1916年6月，中华书局资本已增到160万元，在全国设立的分局也多达40多处，员工也由最初的不到10人发展到2000多人，一跃成为继商务印书馆之后，国内第二家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