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来，从报刊上看到文章的冗长已颇受读者诟病。如认真阅读，那些言之有物、言之有序、言之成理而非故求冗长以显示“高明”一类文章可哂，则长短都能反映真知灼见。 

　　在读书过程中，知道有唐宋八大家，其中的韩愈柳宗元是曾倡导古文运动的两家。柳宗元写山水游记如《永州八记》中，他以短文描写形象动作见长。韩愈则擅于短文中显示行文的变化。试举韩愈写的《与崔群书》为例： “仆自少至今，从事于往还朋友间，一十七年矣，非相与如骨肉兄弟者，日月不为不久，所与交往者相识者千百，人非不多，非相与如骨肉兄弟者亦不少，或以事同（同事），或以艺取（有才艺而相交）；或慕其一善，或以其文故；或初不甚知，而与已密，其后无大恶，因不复决舍；或其人虽不皆入于善，而于己已厚，虽欲悔之不可。凡诸浅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于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无瑕尤（过失），窥之阃奥而不见畛域（界线），明白淳粹辉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 

　　这是韩愈谈交友的一篇短文，不过百余字，可是他却把十七年来与世交游的观察、体验、得失、亲疏……不同的情况慨乎说了，他历举结交的朋友各有差异之点，但比较起来却不如崔君。而在叙述行文过程中写出变化，最后却为说明与崔群的交谊不同于别人。 

　　韩愈提到了这么多的朋友，却用极精炼的百余字就描写交代得恰如其人，也看到韩愈对人对事的态度。如果把《与崔群书》用现代散文写来，则可能要冗长得多，由此可感悟到韩愈行文的概括力和古代散文文字的凝炼。 

　　历史上曾有司马迁写过《孟尝君列传》，说孟尝君擅揽人才，想有所作为，门下食客有三千之众，但却众类甚杂。王安石以《读孟尝君列传》的短文批评，否定了孟尝君延揽人才虚誉，指出“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虽是一篇短文，却透示了人文的实质问题。 

　　清代的桐城派如姚鼐、刘大櫆几位大家，就很讲究写文章把“有物有序”作为起码的规律，不论是怎样的内容，必须避免杂乱无章，把内容釆取适当的文字（也就是形式）表达出来。刘大櫆重视锤炼文章的字句构成美文。中国优美的汉文字载体的效果，是能助成美文的。著名的作家白先勇先生曾认为他从名著《红楼梦》中领悟到写作技巧及修辞的高明，有助于他以《台北人》、《纽约客》等著作取得的成就。白先勇先生是善于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民族风格的。 

　　提到写文章切忌冗长，鲁迅先生曾说过犯过冗长的毛病。他在后来编成《坟》的论文集题记中说，自1907年到1925年写的二十三篇论文，都很冗长，“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令他后来重读也深感是生凑，“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 

　　考昨非的话出自《淮南子·原道训》：“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难为知，而后者易为攻也”。 

　　鲁迅先生后来的著述，从《鲁迅全集》可读到他写的文章，不论是小说、散文、杂文……称得上思想内容、行文的描绘都超越历史的高度，每一篇杂文是字无虚发的。鲁迅先生因为自己的省悟，向我们谆谆警喻： 

　　“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 

　　要克服文必冗长、累赘，违反“有物有序”规律的毛病，勤向《鲁迅全集》取经，是写读为文取得深深教益的途径。 

　　注：本文为曾敏之先生《文林漫步》专栏的首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