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评论中，无论是褒奖、说好话，还是批评、说“坏话”，要说到位、说到点子上都不容易。这跟评论者的综合素质密切相关，涉及诸如学养、知识积累、艺术感觉等等。

　　文艺评论的专业水准、专业眼光首先体现在什么该评，什么不该评。前段时间关于张艺谋与张伟平分手一事，成为媒体聚焦的热点话题。我觉得作为新闻事件报道一下无可厚非，但对他们分手原因作涉及个人隐私的种种猜测则有失厚道。甚而有人发文批评张艺谋对分手原因不作回应是“恃宠而骄”就过于言重了。“二张”分手完全是他们公司内部的事情，凭什么非要张艺谋把分手隐情抖搂给大众媒体？此事跟铁道部的宣传片事件性质完全不同。因此而批评张艺谋“恃宠而骄”缺乏依据。

　　通常说好话说不到点子上，不会引起被评论者的强烈“反弹”。因为生活中几乎无人不喜欢听好话，只要是好话，听话者一般不会在乎你讲得在行不在行。你表扬过头了，给被评者罩上许多名实不符的光环，没准儿被评者还挺受用。但也有例外，评论家毛时安先生有次参加一位老艺术家的作品讨论会，与会者说了一大堆好话，却让老先生越听越窝火，因为那些评论家评价的都是他若干年前的旧作，对他近期的创作情况一点也不了解。碰上如此较真的艺术家，说好话而不讨好，也就在常理之中了。也许，对于这样的老艺术家，你是表扬还是批评并不重要，关键是话语要扎到“穴位”上。

　　需要更为谨慎对待的是写批评文章，尤其是靶标非常明确的批评文章，一不小心，就会产生误判、误读、伤及无辜的效果。即使你的出发点是善意的，但文章的说服力无疑就大打折扣，甚至会引起被批评者的强烈反弹。

　　最常见的“低级错误”是没弄清文章真实含义，就妄下断语，大加挞伐。以敝人亲历一事为例。某日，我的邮箱收到一篇批评文章，“靶标”是我刊发在《羊城晚报》专栏的一则短文。作者是一位写过不少批评文章的老先生。我在回复中表态，大意是：“此文严重误读、曲解了我的文

　　章原意，并进行了‘上纲上线’的指责。但我尊重作者说话的权利，作者愿意将此文发往何处请自便。”我那篇小文的大意是说“鲁郭茅，巴老曹”，是带有特殊历史烙印的对现代文学史上几位前辈文学大家的浓缩称谓。这个“浓缩称谓”，带有排座次的意味，明显不公平地忽略了胡适、沈从文、林语堂、郁达夫、徐志摩等同样为现代文学大家的文学成就。仅就这个“浓缩称谓”中六人的前后排序是否合理也是值得商榷的。因此不必对现代年轻人说不出“鲁郭茅”的含义是指什么而大惊小怪。历史在进步，我们的文学观念也应抛弃那些陈见。文尾，我特别强调：“忘记这样一个特殊年代的浓缩‘称谓’，并不是要我们忘记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他们的文学地位和作品价值，读者和时间自会作出权威鉴别。有的人可以活在文学史上，但却无法活

　　在读者的心中。”我的文章虽短，但已清清楚楚地表明：我的观点，只是针对“鲁郭茅……”这个浓缩称呼而言，并非是要青少年忘记那些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而此公的批评文章则指责拙文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简单化、庸俗化、妖魔化”，“怀疑他们的文学成就和历史地位”，是“极不负责的荒谬言论”。

　　老先生虽年事已高，却还能坚持写批评文章，其实是挺可爱的。但总的感觉写批评文章不能一看到文章就“恨恨地磨墨”，“火气太大”，否则容易欠缺客观、理智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