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写第一本书。那是一件好玩的事。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社长张秋林来找我，他们要出一套给中学生读的书，其中一本《三毛悄悄对你说》希望我来写。他说的动听的理由是：“你的文笔最适合写这本书！”

　　我想，为什么写三毛我的文笔是最适合的呢？我小时候看滑稽电影《三毛学生意》，文彬彬演的，笑得我像十三点一样，一想起就笑，一想起就笑，到现在还记得三毛师傅教他帮人家刮胡子：“不慌不忙，上前一刀！”三毛不慌不忙，上前一刀，结果差点把人家喉咙割断。

　　我不明白，我一向抒情的文句怎么就偏偏最适合写滑稽的三毛？滑稽的三毛又怎么会诗意地悄悄对你说？

　　张秋林说：“不是那个三毛，是台湾的三毛，现在非常红的，中学生、大学生都在读她的书！”他说这话的时候正好在请我吃饭，他是江西人，点了酸辣汤，我心想真吃你老酸，我根本就不大知道这个什么非常红的三毛，一本她的书也没有看过。

　　吃老酸管吃老酸，有机会被邀请写书，还是不愿意放弃，心里甚至有点兴致勃勃。

　　回到家里，我踌躇满志地坐在桌前，浅薄地想，我要写书了！计划着明天去图书馆看看有没有三毛的书，没有就去买。先把她的书读一读，看看她悄悄说了些什么，然后决定我怎么来写她的悄悄对你说。 

　　台灯旁边有一本书，台灯灯罩是红的，这本书的封面是蓝的，有些映照，书名叫《送你一匹马》。我想起来，这是一个学生下课时送我的，我还没读。拿起来一看，作者正是（台湾）三毛。哈，是一种奇怪的好玩！

　　我翻开书，扉页上写着：送给我的顾先生。我有点生气，这个学生这么粗心，送给顾先生的书怎么送给了我？可是读了几篇以后知道，她没有送错，是送给我的。三毛小时候，跟着顾先生学画，可是顾先生觉察不出她的绘画才华，又不能明白地否定，会打击了性格闭锁的三毛，有一次就问三毛，有没有想过写文章？三毛回去就写了一篇文章，顾先生把文章给了白先勇，白先勇就放在自己主编的《现代文学》上登了。文章的名字叫《惑》。三毛由此开始文学，成了现在我正要写的悄悄对你说的红作家。送我书的学生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我帮她登出的，所以她送一本三毛的书给她的顾先生。

　　我借来了书，买来了书，迅速读完，心里跳荡着三毛故事和文句的新鲜、活跃，不像小说，也不像那些读惯的酸酸绕绕的散文，接着就迅速写出了三毛的悄悄对我说，对你说，十分认真地以为自己怎么写得这么好，什么也不知道，还以为是学剃头的三毛，可是立刻就装神弄鬼地把她描述、分析得头头是道，“尾尾是道”，俨然就像专家，别人不说我是专家，我自己会以为；我不说自己是，别人非要认为是。我还煞有介事地研究出三毛一生的“爱情”次数，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一边写，一边担心，三毛读到了会不会说这个白痴胡说八道起来倒是很有文学感觉！书出版了，那是一本怎样朴素的纸头蜡蜡黄的小书啊，可是却把我高兴得脸彤彤红。我们小时候嘴巴里天天唱：面孔蜡黄，放屁大王；面孔红彤彤，放屁老祖宗。

　　我的热情万丈的学生于其多把书拿到电视台去做读书节目，曹可凡主持，那时的曹可凡比现在瘦多了。 

　　后来，三毛来上海，我想邀请她来我的大学讲演，她喜欢法国梧桐，我的大学法国梧桐很多，而且还有很多英国梧桐，可是新闻里说她被簇拥，我知道邀请很困难。

　　后来，她不知怎么就去世了，听见她去世消息的那天，我走在校园里，认识我的人都用哀悼般的眼神看着我，好像是我去世了。后来，在一个深更半夜接到一个台湾长途，一个男的告诉我他读了我的书何等感动，三毛去世了，他要出个台湾版，问我同意不同意，我面孔红彤彤地说同意，他问我是拿版税，还是拿稿费，我说版税，我以为版税牛，这也是我第一次拿版税。后来，又有一个台湾男的通过政协找到我，请我在政协餐厅吃饭，说他是三毛的朋友，在三毛家的书橱里看见我两个版本的悄悄说，想和我一起把三毛研究推进下去，还送了我两盒磁带，三毛说书：《武松打虎》，皇冠平鑫涛制作出版。

　　不过我没有继续推进，我写儿童文学也来不及。

　　张秋林告诉我，三毛活着的时候，回答媒体提问时说，很喜欢大陆出版的《三毛悄悄对你说》。我没有看见三毛的原话，所以从来没有瞎吹，这是第一次说出。这是张秋林告诉我的，如果有出入，你们去找他。

　　我的瞎吹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