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林散页》跟读者首次见面了。这个版面区别于新民展厅，主要是以一人一文一画或者一人一文一书（书法）为主，每期推出2至3位具有艺术水准、个人风格、创作具有潜质的画家。文字讲究清新、简洁、准确、有趣。以走近读者、感染读者，让他们更关心艺术世界并觉得“艺术世界是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精神空间相关”。“海上印社”是本报首次开辟的介绍篆刻艺术的专栏，每期一篇，介绍名家篆刻精品和作品背后的故事，不但让爱好者在这块园地有所寄托，也力求让更多的人喜爱这一传统的中国经典文化样式。

　　中国的篆刻艺术，起源于先秦，而以元代为转折期，明中叶文彭以石章治印，使先秦以来用石材刻印的端绪大为盛行，士人为主的自篆自刻蔚成风气，海派印人顺应这一发展趋势，经明清两代，在与皖、浙各派的交流中，吸纳诸家之长，不断开拓，最终成就了中国篆刻的“半壁江山”。对此，西泠印社副社长、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篆刻委员会主任童衍方，就海派篆刻艺术的历史回顾、地位作用、未来展望等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

　　艺术风格海纳百川

　　“海派篆刻素有‘半壁江山’的美誉。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公推海派金石书画泰斗吴昌硕，其他像赵叔孺、王福庵、方介堪、邓散木、陈巨来、来楚生、钱瘦铁等皆是民国以来的篆刻大家。”童衍方表示，“像之后的钱君匋、叶潞渊等众多篆刻艺术大师，为海派篆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气的艺术风格孕育于博大的心胸，印章的天地虽小，却更需要大气的性情才做得好，我觉得海派篆刻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够吸纳以往篆刻风格之长，继而创新出自己的风格。”童衍方表示，“像吴昌硕的篆刻上取鼎彝、下挹秦汉，广收博取，主要以砖瓦、陶器文字为主。他将封泥的意趣引入到篆刻之中，以封泥为取法对象，是篆刻史上一个的创举；赵叔孺的篆刻则是在自我摸索中建立起了一套审美标准，善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规抚秦汉，力求平正，以纠宋元之纰缪。” 

　　传播印学功不可没

　　童衍方不仅是书法篆刻名家，其印谱的收藏更是首屈一指，“我觉得如果仅仅篆刻风格的创立，还不足以显示出海派篆刻的巨大影响，一系列团体以及印谱的出现，其影响力也不容小觑。”

　　在童衍方看来，1904年西泠印社在杭州成立，同时，吴隐在1904年也开班的上海西泠印社，承担起印学推广责任。方节盦于1935年秋创设的宣和印社，是促成大量海派篆刻人才涌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的篆刻名家不仅自己拓制印谱，像有正书局、商务印书馆、扫叶山房等也纷纷出版印制名家印谱，这些都对于篆刻艺术的推广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后，上海的篆刻家在继承创新中将篆刻艺术推向了新的高潮，像1951年，方节盦、方去疾辑吴让之、赵之谦、胡钁、吴昌硕印集成《晚清四大家印谱》，陈巨来写成《安持精舍印话》21则，这是当代上海第一部印话。上世纪60年代，《新民晚报》还连载单晓天所写的《刻印座谈》七篇，这在当时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我记得在‘文革’期间，由方去疾等组织老中青印人用简化字创作《新印谱》，对于当时的年轻人影响很大。”童衍方说，“‘文革’之后，首次‘上海市书法篆刻展览’在1978年举办，1983年又举办了‘全国篆刻征稿评比’活动。”

　　让市场看到了篆刻

　　在童衍方的书柜中，除了各种早期的原拓印谱资料之外，还有近年来出版的一系列著作，当介绍到《万国印谱——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一书时，作为顾问以及编辑委员会委员，童衍方表示，“这本书无疑展现出上海篆刻代有人才出，其中不仅有高式熊、江成之等老一代篆刻家、也包括像韩天衡、刘一闻、吴子健、徐云叔、陈茗屋、陆康等一大批活跃在当今印坛的名家，我也篆刻了‘万国印谱’这方印章。”

　　童衍方表示，“我觉得现在上海的篆刻氛围还是非常好的，像在上海博物馆的支持，陈燮君馆长和上海书协主席周志高先生的关心以及孙慰祖鼎力协助下，上海博物馆也举行了多次历代名印观摹会，像浙派名家丁敬、蒋仁印作，以及皖派名家赏析会。2012年，由上海书画院主办的‘叩刀问石’上海篆刻邀请展，展现了海派篆刻家海纳百川的优良传统。在出版方面，像袁慧敏主编的‘袖珍印馆’近现代名家篆刻系列印谱，也成为了年轻人学习的重要资料；在市场领域，像朵云轩等拍卖行推出了‘当代海派名家篆刻’专场，让市场看到了篆刻的前景，所以大可不必担心篆刻艺术的发展，它的前景肯定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