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对癌病属于毒热的诊断早已屡经反思而确认无误，药物也跟业界相同，而剂量按我经验也理应足够，但疗效却依然低下。这种结果不符合治病只要诊断、用药、剂量三者都正确就必然有效的规律，但既然实践告败，那就铁证三者中必然还是存在着问题。可我就是怎么也找不着症结所在。

　　世上总会有些难病可能最终也难以突破，但大多数疾病总是会有办法的。或许癌病真的最终也难以解决，但此前我通过峻量对一些顽病所取得的成功却令我难止努力欲望，可研究的过于艰难又实在使我十分苦恼。

　　在一个节日长假里，我利用休息对治疗乙肝病毒量显效的案例进行整理总结。看着看着忽然一个司空见惯的问题跳了出来：为什么治疗乙肝的主打药物是黄连、黄芩、黄柏、山栀、苦参（我把此类药姑称为三黄类药）和野菊花、紫地丁（姑称为野菊花类）而不是半枝莲、白花蛇舌草等（姑称为半枝莲类药）呢？又想到我杀灭人乳头瘤病毒成功的主要用药也是如此。由此，又接着想起了以前在大量阅读古人治疗热毒诸病的医案时所发现的古人所用之药也多为三黄和野菊花类而鲜用我们现在习用的半枝莲类药物的现象。尽管在早年我已发现了古今在治癌用药上的这一显著差别，但因学验所限而一直未加重视和深究。但在使尽解数研治癌病而屡蹈覆辙的许多年以后，这一现象开始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

　　我首先反思自己治疗乙肝的用药依据：对此我没有任何创新，都是照搬教科书、当代医案和业界习惯而用。接着思考的问题是：一、古代治疗热毒类疾病为何主要应用三黄野菊类而少用半枝莲类药物？二、为什么当代中医在治疗其他热毒类疾病时会跟古代一样主用三黄野菊类而很少应用半枝莲类药物，但在治疗毒性更加顽烈的癌病时却又跟古代相异不用三黄野菊类而却主要应用半枝莲类药物？三、古人治疗热毒诸病的用药情况是否存在规律？

　　我带着这些问题再次重温了这方面的大量古今医案。结果是：这些现象与问题大量存在于中医临床中，但对此都一直没有相应的明确说法。

　　我以前说过，癌病虽然古已有之，但古人对此病的本质尚无正确认识。在诊断上都将其归属于痈疽、疮疡及症瘕、积聚，在治疗上则以清热解毒与软坚消积两大方法为主。为了弄清楚清热解毒药使用中的上述疑问，我就把此类药物作了大致归类。除了雄黄、冰片、牛黄、熊胆等动物及矿物类这些一般少作汤剂之用的药物外，大致将其分为如下几个类别：三黄类：黄连、黄芩、黄柏、大黄、山栀、苦参等；野菊花类：野菊花、紫地丁等；蒲公英类：蒲公英、板蓝根等；银花类：金银花、连翘等；半枝莲类：半枝莲、白花蛇舌草、七叶一枝花、蛇六谷等。

　　尽管上述药物间的大同小异可以细述者颇多，但我找出了古人应用这些清热解毒药的主要规律和少用半枝莲类药物的原因。分别是：在热毒类疾病中，凡是邪气重、病根深者，多用三黄野菊花类，而相反者则用银花类等；半枝莲类药物在中医传统中归属于草药而一般不作为正统用药，故在重要典籍及大家著述中少见载录，临床使用也较少。

　　如果说古人在治疗痈疽疮疡类的热毒病时不用或少用半枝莲类药物确是由于草药不入庙堂之故，那为什么连正统的野菊花类也少用于三黄类？而银花类和蒲公英类则更少使用呢？能够解释的理由只有一个：三黄类的作用要明显强于其他类。这一认识能被古今的大量临床事实所证明。既然如此，为什么当代中医在治疗其他热毒类疾病时的用药跟古代一致而主用三黄野菊类但唯独在治癌时却舍之而取半枝莲类呢？我的分析是：癌病对中医而言是个新的病种，对它的认识远远不够。当时对癌病只是粗浅认识到了有毒和有积块这二大因素，因此自然要用具有清热解毒与散结作用的药物。而当时既无医师应用三黄野菊类药物治癌总体有效的先例可为范式，又适逢政府大力推行中草药运动，于是就在草药中选择了半枝莲类药物。草药中具有清解或散结之功的还有其他不少药物，为何又偏独选了半枝莲类呢？因为其他草药通常不兼备解毒与散结的作用。中医用药有个传统，当治病需要二个以上治法时，如果备选药物中有一药而能兼备几个功能者，则以此为首选。半枝莲类恰好兼具解毒与散结之能，因此就被相中而委以重任了。可见当时所选的想法不错，但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却证明了它的无效。这就说明此类药物治癌并不是古今成功经验的沿用，而只是当时业界的一种源于学术而非临床的实验性选择。由于癌病机理的深奥而创新艰难，于是这种原本实验性的用药就被动地成了通套之用而因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