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陈迟  1948年参加革命，1949年上海解放即参加《解放日报》工作。历任《解放日报》、《新闻日报》、新华社上海分社编辑、组长、编委。1977年重返解放日报社，先后担任专刊主编、评论员、部主任、副总编辑。著有诗、文、通讯报告集《少年子弟江湖老》等。

　　老友许寅，上海滩一名颇有侠胆仁心名士风的老报人，多年缠绵病榻，去年“驾鹤归天”。

　　在我同许寅几十年的交往中，他的“三爱”、“三快”和“三最”，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何谓“三爱”？爱看戏、爱旅游、爱交友也。看戏是他的最爱，特别是京剧和昆剧，不但有戏必看，看必终场，而且写出了不少戏剧评论，还同一些京昆表演艺术家保持良好的友谊；旅游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除西藏和云南无缘访问外，全国各地的名胜古迹和名山大川，几乎都留有他的脚印，每到一地还必写游记一篇；交友更不待说，三教九流差不多都有他的朋友。他对朋友以诚相待，常常一见如故，但从来不搞小圈子，不做无原则交易，不作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所谓“三快”，就是快人、快语、快笔头。

　　许寅的“三最”——最不尚势利，最乐于助人和最豪放不羁，贯穿他的一生，表现最为突出，显示出他秉性的率直和品德的高尚。

　　他是真正不尚势利，安贫乐道，不向权势和金钱折腰屈膝，不以地位的高低和财富的多寡来区别待人。对有权有势者和在领导岗位上的人，他不卑不媚，看不到他做出那种令人齿冷的姿态，而对于一道工作的同志和身边的普通职工，以及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他平易随和，从不自夸自大，更不会颐指气使。特别难得的是，当你还处在领导岗位上或者工作顺利、事业发展的时候，他是怎样对待你，一旦你从领导岗位上退出或者工作受到挫折、事业遭遇困难的时候，他还是怎样对待你，甚至比以前更加亲切和热情。“文革”浩劫中，解放日报的几位老领导和年轻同志受到迫害，有的被隔离，有的挨批斗，一般人都不愿或不敢同他们接触，许寅则凭着他是个“逍遥派”，照样常常去这些领导和同志家里探望，对他们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嘘寒问暖，帮助他们克服生活中的种种困难。解放日报老总编魏克明身患多种疾病，骨瘦如柴，一天走在路上又被人撞倒造成骨折，急需住院。老魏虽然早已退出领导岗位，“文革”中还是成了“专政”对象，病历卡上都被盖上印记，没有医院肯收治，只有许寅挺身而出：“我来想办法。”他到处奔走，通过种种关系，硬是让正在遭罪的老魏住进了医院，得到了必要和有效的治疗。“文革”前解放日报一位部主任方远，“文革”中“四个面向”到了梅山矿区，不久就因心脏病急性发作不幸逝世，没有单位肯出面为他举行告别仪式。又是许寅为之愤愤不平：方远是对新闻工作有过贡献的资深记者，解放前的学生运动中的一员骁将，曾在交通大学大门前掌掴国民党政府的上海市长，怎么能对他如此冷漠无情？在许寅组织下，我和张陶普同许寅一起想尽办法，终于为方远开了一个虽较简单但很隆重的追悼会，许多得到消息的同志赶来参加，送了方远最后一程。在许寅居住的小区里，还住有不少报社行政管理部门和印刷车间的职工，许寅也和他们常有往来，他们有事都会到许寅家里找他商量，寻求帮助。唐朝文学家刘禹锡在他著名的《陋室铭》中有这样两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许寅特地改为“谈笑何必鸿儒，往来幸有白丁”，并命孙女以楷书大字书写此联，悬挂于床头素壁，成为他不尚势利的情操和胸怀的生动写照。

　　许寅的乐于助人，在许多同志和他周围的朋友中，可谓人人称道，有口皆碑。他有一颗仁爱之心，关怀他人胜过关怀自己，从不算计别人，更不为自私目的故意为他人制造困难。他最见不得别人有困难，无论是谁，他都会主动向正需要同情和帮助的人伸出援手。“文革”中，他曾被送到一家塑料厂工作，厂里安排他到门房间。许寅在看门的时候，不但总是为有些职工提供可能的方便，而且热情平易地同已经认识和还不认识的职工交谈，主动帮助不少人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成为许多职工信得过的朋友。

　　就我看来，许寅的乐于助人，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积极主动，总是为别人着想，不等别人开口求援他就来到了你的身边；二是从不自我吹嘘，不像有些人总喜欢把自己做过一点什么好事挂在嘴边，生怕别人不知道；三是不图回报，从不指望被帮助的人对他“感恩戴德”，即使有人得到帮助后转眼就不理睬他也毫不介意。解放日报的老领导夏其言同志的爱人陈志光有一次突然患病住院。医生担心病人病情恶化，要求家属陪夜。老夏当时健康状况也不好，正在为没有合适的人陪夜发愁。许寅听说后，立即主动对老夏说：“你别着急，我来陪！”这天晚上，许寅端把椅子，硬是在女病房门外的走廊里守了整整一夜。1980年，我爱人汪静怡患“甲状腺亢进”症，全身乏力，眼球突出，人越来越消瘦，跑了好几家医院，就是没有明显疗效。许寅来到我家里，看到静怡就说：“你是得了甲亢吧，怎么不早告诉我？别急别急，我帮你去请个好医生！”没有几天，许寅就陪一位居家行医的老中医陈济堂到我家里。按照陈医师的处方连服十几帖中药，静怡的病情就大为减轻，体重明显增加；连续服用了半年多中药，“甲亢”彻底治愈，此后也从未复发。这类事情实在不胜枚举，叫人铭记。

　　豪放不羁，不拘小节，是许寅秉性的自然流露。许寅大事不糊涂，在关系到原则的问题上，许寅并不马虎苟且，当风起于青苹之末，他也知道什么不该说，什么不该做。但在无关原则问题的生活琐事上，他往往不受约束，漫不经心。一个炎夏之夜，我正好在许寅家里，一位著名的女昆剧表演艺术家同另一位男同志来到许寅家里，大概商议什么事情。许寅照样赤膊，穿一条中式短裤，赤脚，拖鞋，手摇一把蒲扇，大大方方地在他那间原是内阳台的书房兼客厅里热情接待客人。我笑对许寅说：你老兄怎么就热成这副模样？他笑着回答：“这有啥关系？‘炎夏无君子’嘛！”客人听了也跟着笑了。许寅在我家里的趣事就更多了。且举一例：二十多年前的一天中午，刚刚吃过饭，许寅来了。他一进门就看见临时放在沙发里的一对绣花枕头，坐下来就夸奖这对枕头“好漂亮”，“头枕在上面一定蛮惬意”，听说这是我女儿学习绣花的作品，就要她也给他绣一对。当我们去收拾餐桌时，一眨眼工夫，许寅不见了，我们笑着猜想他大概带着枕头开溜了。没料到推开卧室的门，他老兄居然枕着这对绣花枕头，在大床上睡着了。许寅就是这样一个人，不但在老朋友家里，就是在一般熟人家里，他都不会佯装斯文，假作客气，更不会当面打哈哈背后搞诡计。

　　在许寅这位老报人身上，还颇有闯荡江湖的名士之风。他一年四季都是一身蓝布中山装，不少时候双足一双布鞋，几十年如一日。只有他随上海昆剧团去美国采访演出的时候，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但一回到上海他就赶快脱掉，依然我行我素，对时尚服饰毫无兴趣。在他体力尚健的时候，总喜欢骑辆“老坦克”（自行车）到处穿行，直到年事已高，他虽然不再骑了，但也总是挤乘公交车来去。他一生没有为“官”，想要他担负一点领导工作，他往往会讲出一大堆“理由”，就是不肯接受。他爱读公案书、武侠小说和古典文学作品，常能过目不忘，晚年依然可以当众背诵杜甫、李白的长诗。解放日报夜班编辑部的同仁，由于对许寅颇有江湖义侠的名士风印象深刻，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许大官人”。有人还以为许寅不一定会喜欢这个绰号，没想到他不但欣然接受，而且把自己的一本作品集以《许大官人杂文》为书名。书封是他的长公子许青天设计的：一个体形微胖，白发稀疏，斜坐在藤椅上手摇蒲扇、仰望圆月的赤膊老汉，开怀大笑的速写像。虽然略嫌夸张，但大致表现出“许大官人”豁达与怡然的神情。有些老干部、老同志到了晚年，尤其是在被疾病困扰时，往往会抓紧撰写或口述回忆录，许寅却又与众不同，在他再度中风以后的农历乙酉年（2006）除夕，吃过年夜饭以后，他把自己反复思量过的想法倾吐出来，口述“自撰讣告”一篇，强调自己“驾鹤归天”以后，“许寅其人、其名，真如好友还珠楼主笔下小说中人物一样：神形俱灭，精气神皆散，名副其实，真所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干净至极，彻底至极。”这真是“自有高怀绝俗处”（陈从周语）的名士胸怀，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无畏心声。

　　许寅的“三爱”、“三快”和“三最”，还有他的名士之风，不但都很鲜明可爱，而且正是这一切绘就了他八十七年潇洒人生的光彩画卷。当然，世无完人，许寅也并非毫无弱点和不足，他也有不慎之言，也有“豁边”的时候。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许寅的一生，是富有个性特色的一生，也是光彩照人的一生。许寅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一个多面快手的报人，一个心肠火热的义侠，一个终生难忘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