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艺坛名士风流，他们恃才孤傲，任情自适，追求新奇高雅的生活。此时新兴的篆刻已是名士闲情艺术生活中的一部分，成为彰显其风流本色的绝佳载体。

　　明末的归昌世与李流芳博学多能，集诗文、书画、篆刻诸艺于一身，是典型的名士类篆刻家。

　　归昌世（1574-1645），字文休，号假庵。江苏昆山人，寄居常熟。其祖父就是被誉为“明文第一”的著名文学家归有光。归昌世弱龄早慧，诗文得家法，却屡困科场，襟抱不开，养成了他阔疏落拓的性格。时有达官恳请其书作，欲立于府门外木柱，归昌世不允。因不善生计，并常常日高醉卧，以致家中囊空如洗，饔飧不继，其贤妻“典衣易粟，不使文休知”。甲申（1644）明亡，归昌世行歌野哭，痛心疾首，越年病故。归昌世善草书，精绘墨竹，所作“枝叶清丽，逗雨舞风”，神趣横溢，深得宋元遗意。对于治印，他倡导“性灵说”，称：“作印不徒学古人面目，而在探其源。源则作者性灵也。性灵出，而法亦生，神亦偕焉。”将印章风格视为个人性灵的外化，这与当时文坛袁宏道“公安派”所提倡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一脉相承，在他的印作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李流芳（1575-1629），字长蘅、茂宰，号檀园、泡庵、慎娱居士等。祖籍安徽歙县，定居南翔（今属上海嘉定）。万历三十四年（1606）中举，后入京应试，屡试失意。天启二年（1622）后金攻陷辽东广宁，朝野震惊，李流芳闻讯即弃考返乡，绝意仕进。李流芳善诗文，精书画，工篆刻。明末学者姜绍书在《韵石斋笔谈》中曾赞言：“李长蘅、归文休以吐凤之才，擅雕虫之技，银钩屈曲，施诸符信，典雅纵横。”又性好江南山水，尤爱西湖，绘画也以山水居多。董其昌赞其画为“其人千古，其技千古”，给予极高的评价。李流芳性耽印艺，曾回忆说：“余少年游戏此道，偕吾友文休竞相摹仿，往往相对，酒阑茶罢，刀笔之声，扎扎不已，或得意叫啸，互相标目，前无古人。”给人描绘了一幅狂狷自现、乐不可支的生动激荡场面。万历进士王志坚在《承清馆印谱》题跋中称:“方余弱冠时，文休、长蘅与余朝夕，开卷之外，颇以篆刻自娱。长蘅不择石，不利刀，不配字画，信手勒成，天机独妙。文休悉反是，而其位置之精，神骨之奇，长蘅谢弗及也。两君不时作，或食顷可得十馀。喜怒醉醒，阴晴寒暑，无非印也。每三人相对，樽酒在左，印床在右，遇所赏连举数大白（大酒杯）绝叫不已，见者无不以为痴，而三人自若也。”其实这也是对明末整个文人圈好印成癖的一个真实写照。从传世的篆刻作品来欣赏，归昌世渊雅工稳，李流芳古拙率真，与他们精心配篆和信手勒成的各自创作作风相关。

　　归昌世与李流芳具备诗、书、画、印全方位的修养与才艺，不必像职业印人那样为生计四处奔波，游艺八方。他们好古成癖，情趣高雅，并将刻印视为风雅、自适生活的内容之一。明末文人十之八九皆好篆刻，他们因印而狂，因印逍遥，兴来操刀，怡然自乐，以石言志，以印寄怀，又自以为嬉戏而不留名款。沸腾的一代印坛，难定的个人印作，故而也为我们梳理研究个案带来不可追索的缺失，这不由令人扼腕兴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