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共管理角度，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大师”们招摇撞骗，甚至不在于官员们“拍脑袋瓜儿”决策，而在于权力运行的极端不规范。

　　一条国道的规划设计、前期准备到破土动工，经过了一次又一次论证、一级又一级审批，一般不会轻易变更。一旦变更，特别在已按计划施工的前提下变更，意味着损失巨大，必须展开调查。如果调查结果显示损失因人为因素导致，是必须追究责任的。

　　也就是说，胡建学要使得国道改道，他首先必须论证出原方案的不合理。那么，原本就不合理的方案是怎样通过审批的呢？是否同样是长官意志的产物？一种可能是原方案本来是合理的。胡建学强行否定更是严重违规。

　　即便能跳出这个矛盾，胡建学还要论证出新方案的合理性。他肯定不会说是“大师”授意，他的理由是如何说服审批部门并最终获审批通过的？他又是如何跳出一个政府工程必要的规程的？

　　一条国道的改道如此轻易地被操作成现实，绝不仅仅是官员胡建学与“大师”单独完成的，更有许多部门以及个人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其中。他们分别出于何种心态参加？是否从中牟利？是怎样勾结在一起的？都必须调查清楚。

　　胡建学“命里缺桥”看似一幕荒诞剧，在现实生活中却那么现实，一点也不离奇，只是官员权力过于集中，缺乏监督的一个缩影。现代社会必须做到权力运行的规范化，制度性地避免官员们将“问鬼神”之事操作成为劳民伤财的现实工程。 

　　重庆晨报 (许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