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蔡昉，1956年9月生于北京。经济学博士。曾在国外多所大学任访问学者。中共十七大、十八大代表;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分别获得“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出国留学人员杰出成就奖等表彰。先后三次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进行讲解。近年获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

　　个人观点

　　中国城市化特点

　　各国城市化道路可以各具特色，城市管理方式也各有千秋。例如，中国今后的城市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把已经在城市务工经商和居住的流动人口，通过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使其成为真正的市民。所以，中国城市化的过程在一段时期内，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此外，中国城市化在改革开放以前被耽搁了很长时间，后来具有“补课”的性质，因此中国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这也带来一些特殊性。在一定时期内，我们或许不要把福利水平提得太快，而是与国情相适应，关键是公平、机会均等。

　　蔡昉先生是位既严谨认真又平易近人的学者。记者联系上他后，对于采访请求，蔡先生一口答应，并希望记者把采访问题直接发给他，让他有充分时间考虑后书面作答。“这样可以避免口误，对读者负责。” 

　　“把经济研究当作一种生活方式”，网络上曾经有这样一种说法来评价蔡昉，对此，蔡昉表示，自己并不感到做研究会孤独和寂寞:“任何时代，做学问的人群中都有严肃、严谨从而极其优秀的，今天的中国也不乏这类学者。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对我激励很大，甚至还有压力。所以，正如马克思引用但丁的话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杜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做研究，付出多少时间、精力，也永远是不够的，也能够得到足够的乐趣和满足。”

　　从利用“人口红利”转向释放“制度红利”

　　蔡昉是研究人口问题的经济学家。而中国又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加上人口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蔡昉的研究必然会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蔡昉认为，在特定的发展阶段，生育率下降以后会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迅速、劳动力充足的人口转变阶段。这时，通过劳动力投入、资本积累、教育发展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等，促成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被称为“人口红利”。2010年之后，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中国的人口红利趋于消失。意味着今后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生产率提高。一般来说，人口结构不太可能回归到以前的状况，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不过，蔡昉直言，如果能够未雨绸缪，我国适时调整生育政策，即实施尽快放开“二胎”的改革设想，争取把总和生育率（即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恢复到1.8-1.9的水平，可以在20年后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蔡昉和同事进行的测算表明，以维持现行政策和生育水平的情形为参照基准，通过政策调整，在把总和生育率迅速提高到1.77-1.94并保持下去的情况下，2031-2035年的GDP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7.1%-11.8%，2046-2050年的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15.5%-22.0%。

　　建议稳妥实施放开“二胎”生育政策

　　关于放开“二胎”的改革设想，曾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波澜，还出现过几次“乌龙事件”。 

　　蔡昉以一个学者的角度，从学术研究出发认为，我国人口转变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老龄化进程加速，并对经济潜在增长率产生负面影响。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同时，适时适度地调整生育政策，不仅符合以人为本的时代要求和取信于民的历史承诺，也是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的重要领域。 

　　目前，全国普遍实行了“双独”政策，即夫妻双方皆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有7个省市农村实行了“单独”，即夫妻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即可生育两个孩子；有12个省市区取消或放宽了生育间隔规定；有5个省区放宽了再婚夫妇的生育政策。 

　　从现状出发，蔡昉认为采用分步实行“单独”政策向“二胎”过渡的调整方式，略显保守。他建议稳妥实施放开“二胎”的生育政策调整。

　　户籍制度改革可显著提高劳动力供给

　　近段时间，养老问题成了热点话题，从延迟退休年龄的传闻到“以房养老”的尝试，说明公众对养老问题的关注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蔡昉曾经对媒体直言，延迟退休不是今天“最好的选项”。 

　　“我们的确需要未雨绸缪。我认为，看似长期的事情往往是更加迫切的。也就是说最终每个老龄化的国家都要走延迟退休这条路。只是因为中国目前临近退休的劳动力群体是过渡和转轨的一代，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中，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例如，受教育年限从20岁的9年下降到60岁的只有6年，他们的人力资本禀赋使得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竞争地位。所以，从今天开始就要重视教育和培训。”

　　“当然，还有一个可以立竿见影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从而增加劳动力供给的选项，那就是加快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目前农民工占到城镇就业的35%，他们的就业行为至关重要。由于户籍制度约束，他们享受社会保障不充分，就业也不稳定，春节期间要返乡过年，每逢经济低迷就有人返乡，40岁以后就要考虑返乡，降低了整体的劳动参与率。因此，如果户籍制度改革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则可以显著提高劳动力供给。” 

　　蔡昉也承认，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北京、上海、广州等超大城市有一定的特殊性，改革方式和步骤可以有所不同。“但是，户籍制度改革终究是一个总体的公共政策改革，不应该有例外。我们的确听到一些对户籍制度改革有所担忧的声音。” 

　　蔡昉提到的这种“声音”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地方政府，特别是市长们的呼声。他们并不反对改革，只是考虑给农民工市民身份所需付出的成本。蔡昉分析说，这种成本估算存在着误区，即仅仅计算成本而不计算收益。实际上，撇开农民工作为劳动力供给的重要贡献不说，他们的直接和间接交税、对社会保障的缴费等等，都是贡献大于成本的。另一类是对于城市环境和基础设施不足导致“城市病”的担心。这种担心很正确，但是不能得出不要户籍制度改革、延缓城镇化或者不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结论。“城市病”的根源在于公共政策不适应，政府管理能力不足，所以防范“城市病”要从政策入手，提高服务水平，改变管理方式。

　　【人口学角度谈经济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

　　最近，业界和学界都在探讨中国经济发展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那么，如何通过控制人口规模和调整人口政策来规避可能的风险呢? 

　　蔡昉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经济增长问题，而不是人口问题，虽然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有关系。根据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上，经济增长的条件和因素会发生变化，以往驾轻就熟的政策手段也不再行之有效，进一步的增长遇到格外严峻的挑战。在迄今为止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中国成功地摆脱了贫困陷阱，2012年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恰好处在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征途上。而随着201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减少以及抚养比的上升，人口红利开始消失，潜在增长率已经明显降低。根据测算，中国GDP年增长率将从1995—2010年期间的平均10.3%，可能降低到2011—2015年期间的7.6%，并可能将进一步降到2016—2010年期间的6.2%。 

　　由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经济减速是正常的，只要实际增长率不低于潜在增长率，就不会发生周期性失业，还能缓解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改革不仅要着眼于创造有利于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制度红利”，还要通过坚定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眼于防止“中等收入陷阱”。以收入分配状况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算，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虽然已经出现一定的下降趋势，仍然属于较高的水平。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源分配和占有的不均等和不公平，导致居民资产性收入的严重不均等。在蛋糕不断做大的高速增长时期，这些矛盾还没有激化，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如果不能加快速度和加大力度，解决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及早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和体制的固化，问题将越来越难以解决。因此，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唯一的出路是加快改革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