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书屋

　　侯仁之还长期从事“沙漠历史地理研究”，这项根据国家生产建设要求而逐步创立的研究方向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极有特色的一个发展方向。侯仁之在沙漠中不仅找到了学术突破，这里也是他实现“经世致用”更有效果的现实环境。1958年10月，侯仁之作为北大地质地理系的系主任，参加了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内蒙古、宁夏、陕西、甘肃、青海和新疆六省区治理沙漠规划会议。当时由于西北沙漠地带的扩大和蔓延日益严重，如何治理改造沙漠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1960到1964年，连续5个夏天，侯仁之都是在宁夏、内蒙古和陕西的沙漠中度过的。1960年，在对宁夏盐池、灵武一带的沙漠化和土壤侵蚀状况进行考察后，在去银川赶火车的途中，侯仁之险些遭遇车祸。吉普车出事故翻进了沟里，侯仁之坐在前排，醒来发现插在上衣口袋里的两支钢笔全折断了。后来侯仁之回忆起这次考察，曾深有感触地认为这是他学术生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终于走出了安适的小书房，进入了辽阔无际的大沙漠。”侯仁之发现了大量历史时期人类活动遗迹，他触目惊心于自然环境的变化。“我认识到沙漠的历史地理考察不仅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而且还充满了无限的科学发现的喜悦，足以抵偿任何困苦艰险的遭遇。” 

　　1964年，侯仁之到鄂尔多斯的毛乌素沙漠考察了沙漠东南隅红柳河畔的两座古城废墟——统万城和城川城。413年，赫连勃勃看中了这块水草丰美的宝地，决意筑城，创建大夏国。而1600年后，统万城已经沉寂在流沙侵蚀的浩瀚荒漠中。侯仁之在史籍和旧迹中寻找答案。他还借助碳14测定和孢粉分析等现代技术手段对沙漠的起源、流沙的移动，古湖泊的消失等进行跨越时空的追索。就此他发表了《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等有关当地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论文，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对榆林地区的考察中，侯仁之通过实地考察证实“榆林三迁”的文献记载是错误的。侯仁之的研究也为营造“三北”防护林带提供了科学依据。 

　　1978年恢复高考后，尹钧科第二次考取了侯仁之的研究生。“当时我还在中学当老师，接到侯先生的信，让我直接去芜湖找他，边干边学。”于是，于希贤从昆明、唐晓峰从内蒙古、尹钧科从山东分别赶往芜湖，这场奇特的新生报到让他们至今印象深刻。“有一次我们三个从芜湖坐着小船沿着青弋江上行，走了大概二三十里地，在河北岸的一个遗址捡了不少瓦片。回来给侯先生汇报，他高兴得不得了，第二天要我们带着他再去遗址。后来研究的结果是这个遗址是芜湖市最早的聚落鸠滋古城遗址。”回来时下小雨，他们找小船顺流而下，细雨蒙蒙，下了船，侯仁之特意买了一壶白酒给学生们驱寒。 

　　芜湖是沿江城市，芜湖市旁边有三座小丘陵，小丘陵有不少历史文化的遗存。当时铁路的规划是要将小山丘铲平，把一个大的江南编组站放在这里。侯仁之则建议把这个编组站沿长江往下游挪位，这样，既保护了历史，又有利芜湖的发展，也给城市留下了园林绿地、城郊风景区。但是铁路部门已规划，如果要挪，除了科学的论证，还有繁琐的手续。侯先生坚持主张移，经过几次讨论，一直上报到国家建委。经建委和铁道部协商，加上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支持，方案最后通过。后来芜湖的发展证明侯仁之是对的。 

　　侯仁之在《晚晴集》自序里写道：“陈寅恪先生曾说，他研究的学问是‘不古不今’之学，而我这么多年搞的这门学问，乃是‘又古又今’之学，既要研究历史上的古籍文献，又要结合现代地理学的知识实地加以考察，是需要‘读书’和‘行路’的。”1993年，82岁的侯仁之计划带学生前往赤峰调研，最终因为大雨冲垮路基，返回北京。深知父亲对“行路”的热爱，侯方兴2002年买了一辆越野车，周末一有空就带着侯仁之到京郊游历。“有些路线是我之前实地考察过多次的。”侯仁之无法出门考察后，侯方兴就成了他的腿和眼。作为北大历史地理中心的“编外成员”，侯方兴曾经连续几年冬天，每到周末就和研究人员们一起上山去考察古长城。“回到家一边吃饭就一边向他汇报，父亲听着特别高兴。”

　　晚晴 

　　侯仁之评价自己的一生是“少年飘零，青年动荡，中年跌宕，老来信舒。”他感慨自己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进入“学术生涯的大好时期”，而此时他已经70多岁了。从1980到1990年的10年里，他发了不下100篇论文。但是除了博士毕业论文，侯仁之一生都没有大部头的学术专著，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都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现。“侯先生不看重这些，他每篇文章都坚持是自己原创。”张宝秀说。侯仁之与张玮瑛待人平易谦和，陈光中回忆每次拜访结束，他几乎都是“落荒而逃”。“否则张先生一定会送到院门口；也不能回头，不然就会看到张先生频频弯腰致意。”侯仁之唯独在治学上态度严肃。“他最反感的就是引文注释不严谨的人，说这件事也是他和我们谈话最严肃的一次。”张宝秀说。 

　　1984年在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工作期间，侯仁之了解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其目的是通过国际合作，更有效地保护对人类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1985年4月的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他与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等委员联合提案，建议加入公约，获批准。如今，中国已成为遗产数目最多的国家之一。 

　　85岁的时候，侯仁之以“老牛自知黄昏晚，不待扬鞭自奋蹄”来激励自己。待到90岁时，他表示“虽不能‘奋蹄’，但还可以慢慢‘走’路，庶几多干点活”。北京城中多处都能看到侯仁之撰写的碑文，如《明北京城城墙遗迹维修记》、《白浮泉遗址整修记》。2003年是北京城建都850周年，侯仁之又应邀写了《北京建都记》。莲花池、后门桥和卢沟桥的保护都少不了他不懈的呼吁。“说实话，名利之心过去是有的，现在‘名利于我如浮云’。”侯仁之晚年密切关注着北京历史文化遗址的现实保护。 

　　侯仁之一生最突出的体育项目是长跑。中学时，身体瘦弱的侯仁之打算加入篮球队却被排斥，于是他开始练习长跑以强身健体。没想到燕京大学时期，他的体能已经强健到曾两次在学校的越野赛上夺得5000米长跑的冠军。在鲤鱼洲劳动改造期间，晚上系里学习、开小会，侯仁之是不能参加的。不下雨的时候，他就一个人绕着草垛跑步，跑到有人走动、直到散会的时候，再回去睡觉。

　　侯方兴觉得，不论长跑还是扫院子其实都算不得父亲的爱好。“那都是他为了有足够的精力搞科研而给自己制订的锻炼计划。”历史地理研究才是侯仁之终其一生的爱好。“他会在饭桌上和我们讨论他的想法，比如他提出的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三个里程碑。”侯方兴回忆，侯仁之晚年脾气有点“容易急”，“我理解他，他是觉得还有很多事没有做，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1944年，侯仁之曾在给大学毕业班的留言里写道：“在中国，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出路，似乎不成问题，但是人生的究竟，当不尽在衣食起居，而一个身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尤不应以个人的丰衣美食为满足。他应该抓住一件足以安身立命的工作，这件工作就是他的事业，就是他生活的重心。为这件工作，他可以忍饥，可以耐寒，可以吃苦，可以受折磨；而忍饥耐寒吃苦和受折磨的结果，却愈发使他觉得自己工作之可贵，可爱，可以寄托生命，这就是所谓的‘献身’，这就是中国读书人所最重视的坚忍不拔的‘士节’。一个青年能在30岁以前抓住了他值得献身的事业，努力培养他的士节，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 摘自2013年45期《三联生活周刊》